湘江保護治理對水質的影響及原因分析

摘    要：湖南省于2016—2018年針對湘江保護和治理開展了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簡稱“行動”），但是其對湘江水系水質的修復效果及其關鍵因素并不完全清楚。本研究選取湘江干流和支流26個水質監測站的2015—2018年水質逐日監測數據，分析該行動對湘江水系水質變化的影響及其原因。結果表明，調查期間水質各項指標基本保持在國家地表水Ⅲ類水質及以上。水體污染時空變化特征主要表現在：從上游到下游，干流氨氮富集，總磷先上升后下降；支流比干流污染更嚴重，鄉村站點比城鎮站點的氨氮濃度低、總磷濃度高；氨氮冬季高、夏季低，總磷秋季達到峰值。水體污染與pH、溶解氧濃度負相關，而與高錳酸鉀指數正相關。氨氮和總磷可能的主要來源分別是城鎮工業污染排放和農業源排放。本次“行動”使水體氨氮濃度、總磷濃度、高錳酸鉀指數分別下降32.24%、30.03%和5.80%，溶解氧濃度增加4.66%。污染改善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干流沿岸城鎮和工業污染的氮磷協同減排，其次是鄉村和支流的農業源減排。因此，湘江流域水體的后期治理應該更多地關注農業源水體污染物尤其是磷的排放。

關鍵詞:湘江;三年行動計劃;氨氮;總磷;水質;氮磷污染，

Improvement of Xiangjiang river water qualities by plan for 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XIE Ya-jun ZHAO Yi ZHANG Qing-ling YU Hua ZHOU Yu-xuan ZHOU Peng LI

Feng XIONG Hu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Subtropical Agricul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chool of Geophysics and Measurement-Control

Technolog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eological Resource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Hunan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bstract：During 2016 to 2018, Hunan Province had operated to the second Three-year Action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However, it was still unclear the effects of this plan on the water qualities of this river system. In the present study, totally 26 monitoring stations at both trunk stream and tributaries were selected in Xiangjiang river, and then daily data of water qualities during 2015 to 2018 were collected to analysis the change and its reason of the water qualities as affected by the second Three-year Action pl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ater qualities in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were almost all above the standard limits of National Class Ⅲ.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were found in water pollutants. Firstly, ammonium was accumulated while total phosphorus was elevated and then declined along the trunk stream. Secondly, pollutions were more severe in trunk stream than those in tributaries, whereas the urban stations were higher in ammonium but lower in total phosphorus compared with the rural ones. Thirdly, ammonium concentrations were higher in winter and lower in summer, while concentrations of total phosphorus peaked in autumn. Water pollutant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pH and dissolved oxygen, but positively with CODMn. The main sources of the ammonium and total phosphorus might b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emissions, respectively. Due to the Action, ammonium, total phosphorus, and permanganate index were reduced by 32.24%, 30.03%, and 5.80%, respectively, while dissolved oxygen was increased by 4.66%. These mitigations were primarily contributed by collaborative control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industrial emissions along trunk stream, and secondarily by control of the agricultural emissions in the rural area and tributaries. Therefore, future 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should be more focused on rural emissions especially phosphorus.

Keyword：Xiangjiang; Three-year Action plan; ammonium; total phosphorus; water quality;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近幾十年來，由于大量工業廢水、農業污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河流，許多大型河流水體中營養元素含量（主要是氮和磷）有升高的趨勢，導致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銳、社會經濟發展受制約，因此河流水質環境的監測及治理已經成為各國生態環境領域研究的重點與難點[1,2]。目前國內外在河流的污染物環境容量計算、水體污染物遷移轉化過程、污染物排放標準制定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取得重要進展，但是在污染物濃度的長期動態監測研究方面依然存在不足[3,4]，而長期動態監測對于評價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河流生態修復工程的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復雜流域地表水環境污染物類型并非僅從單一支流沿岸人為活動輸入，而最終的水體環境往往與污染物的時空分布有關，因此必須對整個流域的重要支流進行水體環境監測，并分析水體污染物在流域尺度上的空間分布特征，從而分區、分類控制水系的面源污染[5,6,7,8]。水體各種污染物中，氮和磷是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物質，其來源和空間分布極為復雜，對污染物輸出特征以及來源分析是防治面源污染的前提[7,9]。

國內外許多地區開展了河流水體污染治理修復工程，但是最終治理成效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4,10]。根據《湖南省湘江保護和治理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2016—2018年）實施方案》，2016—2018年，湖南省政府實施了湘江保護和治理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湘江水系是湖南省最重要的水體網絡，流域面積、人口和經濟總量分別占全省的40%、65%和80%，承載著全省近5000萬人口的生產生活用水以及納污、灌溉、航運等功能（2018年）[11]。湘江水系流域特征與水環境問題在整個中部地區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通過系統性采集湘江及其主要支流沿岸的26個水質監測站的2015—2018年水質數據，分析湘江水系水質的空間分布、年際變化和季節動態，探索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簡稱“行動”）實施后湘江流域水體氮磷污染物變化情況及其主要原因，以期為湘江流域后續治理和其他大型河流生態恢復工程的實施提供理論基礎與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研究區概況

湘江流域處于亞熱帶季風性氣候帶，年平均溫度約為16.4~17.0 ℃，年均降水量1 200~1 550 mm，是湖南省最大的生產生活用水源[12]。湘江干流依次流經湖南省永州市、衡陽市、株洲市、湘潭市、長沙市，并于岳陽市匯入洞庭湖。湘江水系主要支流包括蒸水、洣水、瀟水、耒水、淥水、漣水、舂陵水、瀏陽河、撈刀河和溈水等[12,13]。

根據《湖南省湘江污染防治第一個“三年行動計劃”實施方案》，實施湘江保護和治理的第一個“三年行動計劃”（2013—2015年）包括推進重點行業工業企業污染防治，城鎮污水收集處理設施建設，加強規?；笄蒺B殖、網箱養殖污染防治，尾礦庫、渣場環境安全隱患整治，飲用水水源地保護等5個主要舉措。后續開展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以期維持湘江流域主要河流段水質基本穩定在Ⅲ類及以上。本次“行動”在城鎮工作舉措有提高用水效率（包括工業節水和城鎮節水）、強化工業污染防治、加快推進城鎮生活污染治理、加強高速公路、河道、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加強不達標水體整治和重點區域污染綜合整治等；在農業農村方面則主要包括發展農業節水、全面開展農業農村污染防治、加強飲用水水源地保護和加強生態保護等（《湖南省湘江保護和治理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2016—2018年）實施方案》）。

1.2樣品采集與分析測試

為了代表整個湘江水系，選取湘江干流及其7個主要一級支流（瀟水、舂陵水、蒸水、耒水、洣水、淥水、漣水）沿岸的國控或省控監測斷面共26個水質監測站（圖1）。同時，為了更好溯源水體污染物來源，根據水質監測站所處河流級別將其分為湘江干流和湘江一級支流類采樣點；按所在位置人口聚集情況將其分為城鎮點（一般位于城鎮排污點上游50 m內或下游2 km內）和鄉村采樣點（表1）。城市采樣點受人口密集區排放的生活與工業廢水影響較大，主要反映人為活動所產生的污染物指標；鄉村類采樣點為遠離人口密集區，主要反映河流附近農業類排放或天然飲用水源地水質情況。

圖1 26個監測站的分布   

Fig. 1 Locations of the 26 monitoring stations

表1 26個監測站分類情況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the 26 monitoring stations

自“行動”實施前一年（2015年）1月到結束年（2018年）12月，在上述26個監測站點，統一采用環境檢測儀器及綜合分析裝置（型號為A02100415），逐日監測水體總磷、氨氮、溶解氧、水溫、電導率、高錳酸鉀指數和pH。儀器于每天的0、4、8、16、20時采樣共5次，自動進行水質分析、數據記錄。數據收集后，去掉異常值，總共得到141 933個氨氮、141 669個總磷、142 477個溶解氧、143 073個水溫、140 877個電導率、140 524個高錳酸鉀指數和142 990個pH的有效數據。

1.3 數據統計

所有數據統計均使用水質的日平均值。根據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對水質日平均值進行水質分類。由于該標準沒有針對pH、水溫、電導率的水質分類，故本研究僅考慮氨氮、總磷、高錳酸鉀指數和溶解氧的水質分類，其中Ⅰ類、Ⅱ類、Ⅲ類、Ⅳ類和Ⅴ類水質的氨氮濃度分別為≤0.15、≤0.5、≤1.0、≤1.5和≤2.0 mg/L，總磷濃度分別為≤0.02、≤0.1、≤0.2、≤0.3和≤0.4 mg/L，高錳酸鉀指數分別為≤2、≤4、≤6、≤10和≤15 mg/L，溶解氧濃度分別為≥7.5、≥6、≥5、≥3和≥2 mg/L。

統計分析時，首先以監測站類別（河流級別、人口聚集情況）、年份、干流站點為因變量，對水質進行方差分析，然后利用LSD法進行多重比較，選取顯著度為0.05。其次，利用簡單線性相關分析水質各項指標之間的相關性（雙尾）。最后，利用回歸分析計算水體污染物濃度的多年變化趨勢[14]。數據分析前，若方差不齊，則進行對數轉換以滿足方差齊性[14]。所有的數據分析均采用SPSS 21。

2 結果與分析

2.1 2015—2018年湘江水系的水質概況

26個監測站點數據表明，調查期間湘江水系各指標日平均值變化范圍分別為總磷、氨氮和溶解氧為0.101~2.895、0.001~7.944和0.001~40.022 mg/L、電導率0.02~3716.6 μS/cm，高錳酸鉀指數2.53~20 mg/L。各指標多年平均值總磷、氨氮和溶解氧分別為0.158、0.089和7.478 mg/L、水溫19.74 ℃、電導率197.1 μS/cm、高錳酸鉀指數1.817 mg/L，pH 7.39。方差分析表明，水質在河流級別、城鎮鄉村間均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水體污染物的多年平均濃度在不同河流級別間的分布規律相似，均表現為支流水體污染物濃度高于干流；城鎮和鄉村之間相比較，城鎮類站點氨氮污染更嚴重，而鄉村類站點總磷污染更嚴重。水體電導率和高錳酸鉀指數在河流級別、城鎮鄉村間的分布規律與氨氮類似；水體pH在河流級別、城鎮鄉村間的分布規律與總磷類似（P<0.01）。鄉村類站點水體溶解氧濃度高于城鎮類站點，干流水體溶解氧濃度高于支流（表2）。

表2 2015—2018年湘江水系水質概況 

Table 2 Water qualities of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from 2015 to 2018

注：數據以平均值±標準誤表示。城市vs鄉村或干流vs支流之間的水質比較采用ANOVA。

相關性分析表明，水體各種特征之間存在相關性（表3）。水體氨氮與總磷濃度極顯著正相關（P<0.01）。氨氮和總磷濃度與水體pH、溶解氧極顯著負相關，說明氮磷污染在偏堿性、富氧的水體中更易被降解清除；氮磷污染物還與水體高錳酸鉀指數極顯著正相關（P<0.01），說明氮磷污染物中有一部分是可氧化物質[15,16]。此外，水體電導率與氨氮濃度極顯著正相關（P<0.01），但是與總磷濃度無顯著相關性（P>0.05）；水溫與氨氮濃度極顯著負相關（P<0.01），但是與總磷濃度顯著正相關（P<0.01）。

表3 2015—2018年湘江水系各指標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Table 3 Linear correlations between water qualities of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from 2015 to 2018

2.2 2015—2018年湘江水系的水質類別概況

2015—2018年期間，26個監測站數據表明，湘江水系各項指標的日均值基本上都達到了Ⅲ類及以上水質要求，其中氨氮濃度達Ⅰ類和Ⅱ類水質要求的水體分別占總體的70.42%和24.58%；總磷濃度達Ⅰ類和Ⅱ類水質要求的水體分別占總體的24.01%和64.90%；溶解氧濃度達Ⅰ類和Ⅱ類水質要求的水體分別占總體的49.76%和37.95%；高錳酸鉀指數達Ⅰ類和Ⅱ類水質要求的水體分別占總體的62.48%和33.89%。達到Ⅳ類及以下水質要求的水體占比極少，分別僅占氨氮、總磷、溶解氧和高錳酸鉀指數總體的1.05%、1.76%、3.43%和1.10%，且主要分布在支流或鄉村站點（圖2）?？傮w而言，氨氮濃度和總磷濃度達到Ⅲ類及以下水質要求的水體占比均表現為支流類站點高于干流類站點，城鎮站點氨氮濃度達到Ⅲ類及以下水質要求的水體占比與農村類似，但是總磷濃度達到Ⅳ類及以下水質要求的水體占比卻低于農村；溶解氧濃度和高錳酸鉀指數達到Ⅲ類及以下水質要求的水體占比在河流級別、城鎮鄉村間無明顯差異（圖2）。

圖2 2015—2018年湘江水系水質的各類別百分比  

Fig. 2 Percentages of water quality classes of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form 2015 to 2018

2.3 2015—2018年湘江干流水質空間變化

方差分析表明，2015—2018年期間湘江干流水質各項指標在各站點之間均表現出極顯著差異（P<0.01）。從湘江上游的淥埠頭站到下游的屈原站，水體氨氮呈現出上升的趨勢，濃度從上游的0.05 mg/L左右上升并穩定到中上游的0.16 mg/L；總磷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濃度從上游的0.03 mg/L左右上升到中游的0.09 mg/L，隨后下降到下游的大約0.04 mg/L。此外，從上游到下游，水體溶解氧濃度、高錳酸鉀指數、電導率和pH在各個站點之間有波動，但是沒有明顯的趨勢性變化（圖3）。

圖3 2015—2018年湘江干流水質空間變化  

Fig. 3 Spatial variations of water qualities of Xiangjiang river form 2015 to 2018

2.4 2015—2018年湘江水系水質及其類別年際變化

方差分析表明，水體污染物濃度存在極顯著的年際變化（P<0.01）。與2015年相比較，“行動”期間（2016—2018年）水體氨氮濃度和總磷濃度分別下降了32.24%和30.03%，下降的絕對幅度分別為0.058 mg/L和0.029 mg/L。具體而言，水體氨氮和總磷總平均濃度均在2017年達到最低值，在2018年略有回升。根據多年變化趨勢分析結果，可以估算出氨氮濃度和總磷濃度的下降速率分別為0.021 mg/(L·a)和0.013 mg/(L·a)。水體其他性質也存在極顯著的年際變化（P<0.01）。與2015年相比較，“行動”期間水體高錳酸鉀指數下降了5.80%，下降的絕對幅度為0.111 mg/L；而溶解氧、電導率、pH分別上升了4.66%、4.50%和0.60%，上升的絕對幅度分別為0.334 mg/L、4.5 μS/cm和0.045個單位（表4）。

表4 湘江水系水質年際變化 

Table 4 Yearly changes of water qualities of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注：數據以平均值±標準誤表示。同一類型站點不同年份之間標有不同小寫字母表示其統計差異顯著（P≤0.05）。

盡管各個類別站點水體氮磷污染物濃度的年際變化趨勢與總體趨勢大致相似，然而不同類別站點下降的絕對幅度并不相同。與2015年相比，“行動”期間城市站點水體氨氮和總磷分別下降了0.075 mg/L和0.035 mg/L，而同期鄉村站點分別下降了0.047 mg/L和0.022 mg/L；干流站點水體氨氮和總磷分別下降了0.094 mg/L和0.052 mg/L，而同期支流站點分別下降了0.015 mg/L和0.029 mg/L。因此，就絕對下降幅度而言，城鎮站點水體污染物下降比鄉村站點快，干流站點水體污染物下降比支流站點快。由于干流和支流站點在下降幅度的差異，水體污染物空間格局也發生了年際變化：2015年干流水體比支流水體污染更嚴重，然而，由于干流水體污染物濃度下降更快，2016—2018年期間支流水體污染反而比干流污染更嚴重（表4）。

得益于水體污染物濃度的下降，氨氮和溶解氧濃度的水質類別也得到了結構性的改善（圖4）。與2015年相比，本次“行動”期間湘江水系氨氮和溶解氧濃度達到Ⅰ類水質要求的水體占比提高，且Ⅳ類及以下水質要求水體的占比略有下降。此外，總磷濃度和高錳酸鉀指數的各個級別構成并沒有發生明顯的趨勢性變化（圖4）。

圖4 湘江水系水質各類別百分比的年際變化  

Fig. 4 Yearly changes of percentages of water quality classes of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2.5 湘江水系水質季節動態

方差分析表明，湘江水系水質呈現極顯著的季節動態（P<0.01）。水體溫度和溶解氧濃度季節性最明顯，且在各站點之間的空間異質性不明顯。水體溫度表現出與氣溫一致的趨勢；受溫度影響，溶解氧表現出冬季高、夏季低的趨勢。氨氮濃度峰值（月平均濃度超過0.2 mg/L）出現在冬季1—2月，隨后濃度急劇降低，直到夏季8月份到達最低值。與水體氨氮濃度類似，水體pH也表現出冬春季高（2月平均值可達7.53）、夏秋季低（9月平均值低至7.25）?？偭诐舛葎t表現出與氨氮不同的季節動態：水體總磷污染在9月份最嚴重，濃度高達0.15 mg/L；污染在冬季和春季較輕，月平均濃度不超過0.06 mg/L。電導率的最低值（月平均濃度為187.1 μS/cm）出現在夏季7月，峰值出現在冬季12月，月平均值達214.7μS/cm；高錳酸鉀指數峰值（月平均濃度超過2.062 mg/L）出現在5月，隨后高錳酸鉀指數急劇降低，直到冬季1月份到達最低值1.628 mg/L（圖5）。

圖5 2015—2018年湘江水系水質季節動態   

Fig. 5 Seasonal dynamics of water qualities of Xiangjiang river system during 2015 to 2018

3 討論

3.1國內外比較

國內外許多地區開展了水體污染治理修復工程，但是最終效果并不相同[10,17,18]。例如，1995—2019年的深圳河流域及新洲河水環境治理工程開展后，水質并未達到預期Ⅳ類，而是基本維持在Ⅴ類[19,20]。太湖入湖河流治理二期工程后，劣Ⅴ類水質主要入湖河流從9條下降至3條[21,22]。滹沱河生態建設工程計劃將河水水質標準穩定在Ⅳ類，目前基本達到預期目標[23]。本研究表明，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開展后，湘江干流及主要支流的氨氮和總磷污染情況得到明顯改善，水體溶解氧濃度增加，水體高錳酸鉀指數下降，pH維持在正常范圍內，且總體水質達到并穩定在地表水Ⅲ類標準，湘江流域水質情況基本達到了實施三年行動計劃的預期目標。這些成效首先得益于排污口監管嚴格、河道管理到位、排水設施建設及時跟進等因素，其次是因為第一個“三年行動計劃”治理后湘江流域水質污染尚未到達積重難返的程度[22,23]。

3.2湘江水系水體氮磷污染物來源分析

氮磷污染是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的主要關注目標，同時總磷和氨氮是河水重要污染物，也在以往研究中作為常用的水體質量評價指標[24,25]。本研究中，水體氨氮和磷之間盡管存在相關性，但是相關系數r僅為0.008，表明氨氮和磷污染來源的重合度小[14]。事實上大量的研究已經表明，水體氨氮和總磷常常有著不同的來源，且可以根據它們的空間分布規律和季節動態來推測水體氨氮和總磷的可能來源[26,27]。通常認為，水體中氨氮的可能來源主要有城市生活污水、工業廢水和農業施肥造成的面源污染[26,28]。本研究中，氨氮濃度冬季高、夏季低，一方面與徑流量冬季小、夏季大有關，另一方面夏季時氨氮容易通過揮發到空氣的方式從水體中清除，說明了氨氮濃度與清除過程相關，而與農業氨氮的排放夏季峰值不符，因此水體氨氮可能主要受城鎮工業和生活污染排放的影響更大[3,29]。與此同時，本研究中城鎮站點的水體氨氮濃度高于鄉村站點，也進一步證實了城鎮工業活動對水體氨氮影響嚴重。其他研究也觀察到與本研究相似的規律[29]，例如雷沛等[1]根據徑流系數和產污能力估算，認為水體中氨氮排放超過70%來源于工業。

與氨氮相反，總磷污染表現出明顯的秋季（9月）峰值。根據本研究中鄉村站點的水體總磷污染比城鎮站點更嚴重這一情況，可以初步推測水體總磷主要來源于農業活動污染排放[30,31]。以往研究表明，農業活動中的農田施肥和養殖污染是磷素兩個重要的潛在來源[32]。9月并非湘江流域農田施肥的主要月份，因此這個時期的總磷污染峰值，可能是由于養殖廢棄物循環利用量減少和相應的排放（包括達標排放）的顯著增加。

3.3 湘江水系水質改善的原因分析

本研究發現，對于“行動”期間湘江水系水質污染治理，城鎮站點與鄉村站點、干流與支流的貢獻度并不相同。城鎮站點水體污染物下降的絕對幅度大約是鄉村站點的2倍。城鎮站點水體污染物的快速削減成效得益于本“行動”關于城鎮工作舉措的大力執行，例如提高用水效率（包括工業節水和城鎮節水）、強化工業污染防治、加快推進城鎮生活污染治理、加強高速公路、河道、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加強不達標水體整治和重點區域污染綜合整治等（《湖南省湘江保護和治理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2016—2018年）實施方案》）。此外，盡管總磷并不是主要源于城鎮排放，但是城鎮工作舉措的執行也使得總磷也得到了和氨氮相應的削減，這就說明降氨氮會給控磷帶來協同效應[25,27]。而在鄉村水體污染的治理方面，本研究表明，與城鎮相比較，農村污染排放的削減一直較難，這可能與農村居住分散、污水處理設施落后等因素有關[27,32,33]。

農村水體污染物削減困難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干流對湘江水質防治的貢獻力度大于支流這一現象。與干流站點相比，支流站點更多地位于農村河流段：農村站點占支流站點總數的70.6%，明顯高于干流的55.6%（表1）。由于支流站點比干流站點承接了更多的農村地區農業活動排放的氮磷污染物，且鄉村農業活動氮磷污染排放的消減比城鎮工業活動更為困難，因此，我們觀察到支流水質提升程度不及干流。此外，以往研究發現污染物從支流匯集到干流時，濃度會因為自凈和稀釋而衰減，支流污染物濃度將低于干流[24,29]。然而，本研究僅在2015年觀察到了支流水質優于干流，之后支流污染反而更嚴重，說明本“行動”期間支流攜帶污染物的負面效應已經超過了衰減作用[34,35]。支流帶來的負面效應也與我們觀測到的干流下游氨氮污染富集趨勢相吻合。

本研究還發現湘江水系氨氮的削減絕對幅度高于總磷。如上所述，氨氮主要源于城鎮排放，得益于本“行動”中關于城鎮工作措施的大力執行，我們能觀察到城鎮站點的水體氨氮快速下降，從而湘江水系氨氮總體上實現了大幅度削減。而總磷污染與農村排放密切相關。與城鎮相比較，農村的水質治理工作更加困難，使得湘江水系總磷濃度下降得更加緩慢。此外，盡管城鎮治理措施也會協同性降低城鎮來源的總磷，但是城鎮排放并非湘江水系總磷的主要來源，因此城鎮治理措施對于全流域的降磷效果作用不顯著。由于農業源污染尤其是總磷污染將成為影響湘江水系水質改善的關鍵因素，因此湘江水系水質修復后續工作的重點應調整為農村降磷并協同控氮。

4 結論

1）2016—2018年期間湘江水系水質表現出時空變化：從上游到下游，干流氨氮富集、總磷則先上升后下降；支流比干流污染更嚴重，鄉村站點比城鎮站點的氨氮濃度低、總磷濃度高；氨氮冬季峰值，總磷秋季峰值。湘江水系水體氨氮可能受工業污染排放的影響更大，而總磷可能主要來源于農業活動污染排放。

2）第二個“三年行動計劃”基本完成了預期目標：水體氨氮、總磷和高錳酸鉀指數分別下降了32.24%、30.03%和5.80%，溶解氧增加了4.66%，水質基本上穩定在地表水Ⅲ類及以上標準。污染問題改善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干流沿岸城鎮和工業污染的氮磷協同減排，其次是鄉村和支流的農業源減排。

3）農業源污染尤其是總磷污染仍然有較大的改善空間，將成為影響湘江水系水質提升的關鍵因素。因此，后期針對湘江水系水質修復的重點應為農村降磷并協同控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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