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朝大功與累功封爵并行機制的形成
摘 要：朱棣正式登極后，遵照“開拓疆土”與“削平僭亂”的大功標準冊封了征安南、平遼東倭寇的將領數人。至永樂十八年（1420）與二十年（1422），朱棣創設了新的累功冊封模式，加封在“靖難”之役中大功不足但又長期征戰積有較高功資的將帥。至此，明代形成了大功與累功兩種并立的軍功封爵標準，大功勛臣多封世爵，累功勛臣多封流爵，明代軍功封爵制度的基本框架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封爵制度;大功、累功封爵模式;明成祖;永樂北征;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allel Nobility Award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Great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the Accumulated Military Achievements in the Yongle Dynasty
Qin Bo
Abstract：Zhu Di created a new model of cumulative meritorious awards, and awarded the generals who had no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Jingnan”campaign, but had accumulated high meritorious contributions in the long-term war. So far, the Ming Dynasty has formed two standards of military merit awards, namely, great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military achievements. Many of the great merit ministers' descendants were be allowed to inherit the titles and many of the accumulated merit ministers 'descendants were not allowed to inheri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military merit award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The System of Nobility Awarding; The Great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The Accumulated Military Achievements; Ming Chengzu; Yongle Emperor's Northern Expedition;
近年來明代軍功封爵的研究取得一定的進展，但相關制度的演進細節仍需進一步探析，其中永樂朝以后大功與累功兩種封爵模式并存的重要制度變化尚未明確揭示，特別是累功封爵的基本事實尤其模糊不清。朱棣奪取天下大封“靖難”功臣后，延續勛封舊制又做損益以冊封新貴，這些新封勛臣明顯存在以一次大功封世爵與久任積累功勛封流爵的兩種模式。所謂“大功”，也就是明人所總結的“開拓疆土，削平僭亂”，1“靖難”大封之后成祖所封征安南、平遼東倭寇將領亦屬此類。由于永樂之后真正達到開疆拓土級別的征伐逐漸減少，因此“大功”更多的是指“削平僭亂”之功。累功流爵之封是永樂朝開始出現的新的封爵模式，用以褒揚久經戰守但缺少社稷大功的高級將領，這類封爵在洪熙、宣德以后相沿成例。雖然累功封爵主要作為大功封爵的輔助機制而設置，并未被明廷大量采用，但仍是軍功封爵制度演化的重要環節，反映了皇朝統治穩定時期勛封制度的調整趨向，因此有必要加以詳細考論。為此，筆者草擬小文，嘗試在考辨史事的基礎上揭示永樂朝大功與累功兩種封爵機制的運行特征，勾勒“開國”“靖難”大封以后明代勛爵制度的基本發展走向。
一、征安南、平倭寇大功封爵與封爵的事例法特性
永樂六年（1408），成祖加升南征安南的將士，這是永樂朝僅次于“靖難”大封的集體封賞，掛征夷將軍印充征討安南總兵官的“靖難”新城侯張輔被晉封英國公，充征討安南左副將軍的“開國”功臣西平侯沐晟晉封黔國公，戰功卓著的“靖難”清遠伯王友被加升清遠侯，時任都督僉事的柳升也因“抒忠效力，數立奇功，窮追海濱，生執賊首”而被封安遠伯，戰死沙場的都督僉事高士文被追加建平伯，以上諸爵皆子孫世襲。2《明功臣襲封底簿》及鄭曉、王世貞等人所編功臣年表有關柳升、高士文封爵功次的記載與《明實錄》相一致。永樂朝征討交趾并設布政等三司專門統轄，是“開郡縣于萬里，拓振古之封疆”3的重要戰績，統軍大帥及功勛突出的戰將理應得封世爵。需要說明的是，明代比較注重褒獎戰死將士，對一般將士而言，正德《明會典》錄有洪武十九年（1386）條例，即“從征官沒于陣所者，子孫襲職升一等”，又有永樂四年（1406）規定一家陣亡二三人者，升二級。4對于統兵主副大將臨陣死節疆場，更不吝優恤升賞，如交趾死難都督高士文準子孫世襲建平伯就屬典型一例。但如果領兵將帥指揮不當，陷土失地，兵敗而亡，多會遭到嚴重責罰。
廣寧伯劉榮的爵賞也得自于一次大功，即永樂十七年（1419）夏的遼東剿倭之捷。根據《明太宗實錄》所附劉榮小傳所載，當時鎮守遼東的左都督劉榮將海上來犯的倭寇誘至空堡，“合兵圍數匝，盡覆之”，5因此被賜伯爵世襲。永樂十七年的這場剿倭之戰無開疆展土之功，在戰爭規模及戰事激烈程度等方面不能與洪武朝征西、征滇6及永樂朝征南等持續數年的大戰相比，但此役仍可稱“削平僭亂”的重要戰事。首先，劉榮所部殲擒甚多，據《明太宗實錄》所載，“斬首千余級，俘其余眾送京師”。5查朝鮮王朝方面的記載，云劉榮此役“生擒百十人，斬七百余級”；7而萬歷朝遼東督撫考覆遼東往年守將功次時也稱劉榮以斬“倭首七百級”封廣寧伯。8綜合這些記載可知，即使《明太宗實錄》中“斬首千余級”的說法有所夸張，劉榮軍起碼也有斬殺并俘虜倭寇共計八九百人的戰績。除斬獲可觀外，更重要的是明軍通過此戰遏制了明初倭寇連年來犯的勢頭，劉榮因此有“寇害屏息，傍海千余里，兵民安生樂業”9的時譽。
另外，劉榮雖主要以殲滅大股倭寇而一戰封爵，但仍有其他優勢條件。再考《皇明功臣封爵考》所錄劉榮誥券文辭，其曰：
昔奉天靖難之時，間關行陣，破銳摧堅，殄戮奸回，屢建勛績，論功行賞之際，以爾從征幾誤事機，是以止授都督。暨朕征討胡寇，爾能奮忠賈勇，勉效勞勤。比者命守邊陲，益殫心膂，乃克遵朕號令，殄滅倭寇。眷此功能式副委托之重，用申恩數以示崇報之公。10
朱棣在鐵券中尤其指出，劉榮其實本有以“靖難”功勛直接膺爵的資格，只因“幾誤事機，是以止授都督”。這里提到的“幾誤事機”，在《奉天靖難記》中有具體記載。建文四年（1402）二月，燕王麾下有“都指揮劉江將兵三千往徐州斷賊糧道，趑趄不進，上怒，欲斬之，諸將叩頭固請”，11此劉江即劉榮，因劉榮在襲職之后曾冒父名為劉江。12劉榮死后被追封為廣寧侯，再加勛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5仍屬“靖難”功臣序列。與劉榮情況類似者還有清遠侯王友。王友在“靖難”戰役中功勛卓著可當封侯，卻“以驕縱特挫抑”為伯爵，后王友南征交趾時又“摧鋒破敵，屢著茂勛”，因此得以晉世侯，并補加“奉天靖難”之勛號。13從劉榮的事跡中不難看出，明廷冊封燕邸出身的軍將時，無論他們以何種功勛膺爵，所頒鐵券文書中常要首鐫其“靖難”戰績。對于燕軍老將而言，即使他們未以“靖難”大功遽封，但“靖難”之役中的表現仍對他們以后能否晉階勛爵起重要作用。
永樂朝征安南、剿倭寇兩次大封體現了如下兩個封爵規律。第一，受封者都是都督僉事以上的統軍主副將，不再有“靖難”大封時以都指揮越級直封侯、伯者。14第二，新封的功臣多為伯爵，少有公、侯，公、侯兩爵需由伯爵再立功才可累加。這兩個冊封規律也為明代后世所遵循成制，反映出王朝統治進入穩定時期以后，軍功封爵階序性的增強。
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王朝常以攻城略地與斬俘數量作為賞功的主要標準，朱元璋不僅十分重視將領開拓疆土之功，也頗注重戰役的斬獲數級。如《明太祖實錄》記鄧愈、沐英在洪武十年（1377）平西番川藏部落時“斬首甚眾”，15又詳記洪武十五年（1382）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平云南烏撒等部，“大敗其眾，斬首三萬余級，獲馬牛羊以萬”。16記載“靖難”事跡的史料中也常見燕軍將士斬首平安軍五千余級、斬首李景隆大軍“十余萬級”“萬余級”17等，這些記載或失于夸大，但也反映出朱棣強調斬獲功級的事實。在永樂以后開疆拓土大征伐逐漸減少的情況下，明廷議功定爵的標準進一步確立，除軍事行動的規模、軍事勝利的戰略意義外，斬獲級數作為封爵參考條件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如劉榮指揮遼東剿倭一役斬捕敵寇近千人的數量就著實可觀，這也是他得以封爵的原因之一。
戰爭規模與戰略意義的大小難以量化考核，需視具體戰況而論，只有斬獲數量是比較客觀可衡量的戰功標準，但在永樂以后普通軍官斬獲功升制度不斷細化的情況下，18查歷朝會典及政書，也不曾詳列將帥指揮戰役斬獲首虜多少可擬封爵。實際上，明廷不對封爵斬擒級數做特別細化的規定也有一定的原因。重大戰役的戰場形勢通常復雜多變，在這種情況下，設置過于僵化的斬擒封爵條規并不現實。另外，勛爵冊封制度不同于一般的軍功升除，是非常開設的朝廷至高賞賚，與皇朝統治緊密相關，具有彰顯皇權威嚴的特殊作用，同時也常隨皇權統治的需要而適時調整，因此明朝官方一向強調勛爵“不論品級，取自上裁”，19或“封爵大典，原系特恩”，需“請自上裁”。20所以朝廷冊封勛爵時就不宜設置過于細致且固定的斬擒數級以免弱化軍國要典與朝廷重賞的意義。不過，從歷朝封爵的情況來看，封爵的斬獲量級也有一個大致標準。明代依照征戰對象不同劃分斬獲功次的輕重，以斬擒迤北蒙古各部為最重，“遼東女真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剿捕內地變亂者最輕，21如將領指揮與蒙古各部的戰役，一般需斬擒三四百級以上才可定為封爵大功；指揮平定內地民亂、苗亂與西番之亂的戰事時，則要至少要斬擒千級才可擬議封爵。
由于封爵大典不常開設，也不定細化標準，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每遇將領獲立重要戰功，明廷吏、兵等部除覆議本次戰勝的具體情況外，還需參酌此前的封爵成例，以考量指揮將帥能否封爵，明代政書《皇明功臣封爵考》對此流程總結為，“遇封拜則核故實，議可否以聞”。22如正德八年（1513），武宗欲以平劉六、劉七之亂冒加監軍太監谷大用弟都督大亮、陸訚侄錦衣衛指揮陸永為勛爵，特命兵部依照此前寧夏游擊仇鉞平定寧王之亂封爵的成例擬議封拜。23再如萬歷朝遼東督撫等臣為總兵李成梁請封時，歷數包括永樂十七年劉榮剿倭之功在內的諸次遼東封拜功次。24吏部覆議勛臣子孫襲爵事宜時，也常比照前朝封拜典例奏請該爵停襲或降襲。如嘉靖五年（1526），豐潤伯應襲子孫曹棟奏請嗣爵，吏部審核豐潤伯獲封緣由后認為，曹棟祖先第一代豐潤伯曹義“雖歷有鎮守邊功”，但其功非“開國”“靖難”勛臣可比，后代似應降襲為一般軍官。25總之，明朝很多制度都有參照前例執行，最終前后事例相沿成規的特色，這一點在勛爵冊封制度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二、永樂十八年及二十年的累功封爵模式
成祖在永樂十八年及永樂二十年還較集中冊封了郭義等六名武將，依照《明實錄》《明功臣襲封底簿》及碑銘資料，茲將六人的受爵情況制（如下頁表1）。
如表1所示，這六名功臣被封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他們均出身“靖難”燕軍舊部，且以最嫡系的燕山三護衛為多，是朱棣的親從近臣。第二，他們在封爵之前，均有超過十年任都督僉事以上高級軍職而不升遷的經歷，其中郭義、薛祿、朱榮三人更是任最高軍職正一品左右都督十年以上。第三，所封子孫承襲指揮使的流爵占五名，世襲伯爵僅一名。
至于郭義等六臣的封爵緣由，《明實錄》《明功臣襲封底簿》等官方文獻不詳載，而《皇明功臣封爵考》一書又不錄流爵鐵券文書。由于文獻不足征，明中期以后的史家傾向于以“修造”“征北”“戰勝”等概括六臣的封爵功次。實際上，六臣被封的原因較為復雜，不能簡單歸類，茲在挖掘、考析明代官私諸家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郭義等人的膺爵功次做具體闡述。
表1：永樂十八年、二十年所封勛臣表
據《明太宗實錄》永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條記載，郭義、薛祿、金玉、薛斌四人同時被封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26然而該條目未明載四人所憑軍功。作為官方檔案的《明功臣襲封底簿》也不詳列四人具體的封爵功次。27楊士奇在所撰陽武侯薛祿神道碑中云，薛祿在永樂十五年（1417）“董修繕”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宮殿成，加封勛爵。28依照楊士奇行文，薛祿是因督理京城修建之功而受封。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永樂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就將薛氏功勛歸類為“督造宮殿”29類，所言當本自楊士奇的記載?！队罉芬院蠊Τ脊畈瓯怼酚忠匝Φ摓闃藴?，將同在永樂十八年十一月被封的郭義、金玉、薛斌三人一概視為營造宮殿功臣。29不同于《弇山堂別集》的說法，《吾學編》《皇明功臣封爵考》就將薛祿、金玉、薛斌三人歸為“征胡”勛臣，《吾學編》又列安陽侯郭義為“戰勝”功臣，《皇明功臣封爵考》列郭義為“靖難”功臣。30諸書記載互有出入，又訛誤頗多，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辨析。
第一，《弇山堂別集·永樂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將郭義、薛祿、金玉、薛斌統歸為“督造宮殿”功臣，明顯有誤。核對《明太宗實錄》所錄永樂十五年（1417）京城修建大臣名錄，內有薛祿、金玉，但不見郭義、薛斌之名。31再查郭義、薛斌二人履職情況，郭義永樂十八年受封時身在南京，32薛斌長期專管三千韃靼馬隊，33二人應沒有參與過北京督造。至于薛祿、金玉是否如王世貞所言僅僅憑營造之功封爵，亦可質疑。明代武官提督營造，尤其是主持北京城建這種重大工程，確實可視作一種特殊軍功。但由于修造又不比實戰，因此明代僅有朱元璋、朱棣兩代強勢君主力行冊封為自己建造陵寢的武將。其中洪武十五年所封崇山侯李新系修造朱元璋孝陵功臣，但李新本“開國”老臣出身，曾隨朱元璋征伐四方，屢有戰績。(34)永樂十三年（1415）長陵修成時，明成祖又晉封主持修造的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35與李新所封“崇山侯”類似，王通的爵名也有“修成山陵”的取事含義。但王通先因其父王真“靖難”戰死被準封襲武義伯，也非僅以修造膺爵。洪熙朝以后，朝廷不再冊封修造皇陵之武臣，除個別冒濫輕封外，其他主持各類營造的武將一般也不再享爵祿之榮?？梢哉f，明初就少有武將單憑修造之功膺爵，直至明代中期，單純以修造功直接封爵者更被視為冒濫。
第二，《吾學編》《皇明功臣封爵考》等書僅視薛祿、金玉、薛斌為“征胡”功臣，也不盡準確。明代文獻中所謂“征胡”功，泛指出擊北方蒙古諸部，具體到薛祿、金玉、薛斌三人，實指隨成祖掃北。薛祿在永樂八年（1410）、十二年（1414）兩次從征漠北，36八年曾充北征“驃騎將軍”。37金玉也曾兩隨大駕北征，永樂八年領“鷹揚將軍”37名號專督大軍殿后，38十二年又充北征大營副將。39可知薛祿、金玉二人在掃北過程中有比較重要的作用。薛斌在永樂八年也曾任北征驃騎將軍，40并在回朝后自左軍都督僉事升同知。41成祖第二次北征時薛斌也曾任扈從騎將。42但通查《明太宗實錄》，僅有安遠伯柳升一人明確因“北征功”43被晉封為侯爵，此為加爵而非首次冊封，其他歷次北征中充將軍、副將的都督武臣，不見單純憑借北征之功被徑授爵級。明成祖歷次北征雖然聲勢浩大，但明軍或以巨大傷亡為代價取得勝利，或根本未取得戰略性成果，44因此單獨某次北征功在當時均未被認定為可直接加爵的大功。
第三，郭義的膺爵資格尤其不明。排查《明太宗實錄》所載郭義軍事履歷，終永樂一朝久駐南京執掌五府，除原“靖難”功勛外少有其他戰功。
綜上所論可知，郭義等六人既非單純以修造功封爵，也不完全是因隨駕北征而獲封。進一步查永樂十九年（1421）五月成祖正式頒賜薛祿、金玉、薛斌鐵券時所下詔書云：“卿等事朕久，勤勞亦多，所以致此不易?！?5由此可大致認定三人因久在軍中效力，積累功勞得爵。按照這一標準，以履歷最詳的陽武侯薛祿而言，他在“靖難”、北征戰事中居功較大，于永樂八年升為右都督正一品軍職后，十年未再升遷，在此期間內，薛氏又有從駕掃北及修筑宮殿諸軍功。36在成祖眼中，薛祿的這些積年功業不足以獲膺世爵，但可加子孫世襲指揮的流侯以為酬賞。金玉的情況與薛祿類似，他隨燕王“靖難”，至永樂三年（1405）升任都督僉事后，十五年未再升遷，其間又兩次隨駕北征，并參與主持營建京城，還平定過山西廣靈等地的“山賊”之亂，46累有功次，終晉流伯之爵。
再試解薛斌得爵之原委。薛斌本名脫歡，其父薛臺洪武朝以故元遺官歸降，隸燕山右護衛為指揮僉事，薛斌后襲父職并與弟薛貴隨朱棣起兵“靖難”。47從現有資料的記載來看，薛斌經“靖難”與成祖第一次北征升都督同知后，十年未再加官，其間曾隨駕掃北一次，雖屬久任都督不升，但所積事功并不多，不及陽武侯薛祿與惠安伯金玉。不過，薛斌是燕軍胡騎舊部，與永樂皇帝具有非常緊密的扈從關系，這應是他最終得以晉封流爵的重要原因。據《雙槐歲鈔》記載，在“靖難”小河之役中，朱棣所乘棗騮馬中箭，當時有“胡騎官軍最近左右者”之一的脫火赤為棗騮拔箭，此脫火赤即薛斌弟薛貴，48可知薛氏兄弟潛邸親近的身份。終永樂一朝，薛斌延續胡騎統帥的職責，執掌隨駕三千韃靼馬隊，仍為成祖侍從近臣。
郭義封爵的原委與薛祿、金玉、薛斌三人更有所不同。郭氏燕山護衛出身，“靖難”后升都指揮僉事，在永樂五年（1407）由都指揮僉事直接升為右都督，49可謂超擢。但郭義除“靖難”從征外，此前參與的重要戰事僅有永樂初隨清遠伯王友巡海捕倭，然而這次剿倭并不成功，甚至引起皇帝震怒，50難稱戰績。又《明太宗實錄》附郭義小傳有載，郭氏在“靖難”之役中有“奮不顧身，殺傷過當”51之能。由此可知，郭氏在永樂五年之所以能越五級躐升右都督，應得益于“靖難”期間較突出的功勞。自永樂五年任右都督始直至封爵前的十三年內，郭義長期執掌南京五府事務，老而不衰，51但未再領兵?！睹魇贰酚性?，郭義“數從出塞，有功，封安陽侯”，52指他以累從北征封爵，這一記載應不確。逐年詳核《明實錄》記載，郭義永樂八年二月私役軍士販運被御史彈劾，皇太子以其“武人不諳法，且老矣”，53故赦免之。當時皇太子留居南京監國，可知永樂八年郭氏身在南京，不可能參與第一次北征。又《明實錄》永樂十三年六月己丑條載，郭義“先坐受賕”而免職，至是“上念其功命復之”。54因此，永樂十二年時郭氏很有可能仍在罪廢中，更難侍駕北上。
通觀郭義升都督之后的為官事跡，非但少有軍功，反而常因諸不法事被言官彈劾，皇帝、太子在懲戒他的同時又多有寬宥回護。55綜上所述，郭義一生所立重要功勛僅有“靖難”從征一項，但他的功勞與地位又不及當時遽封爵賞的侯伯。從《皇明功臣封爵考》列郭義為“靖難”勛臣的情況來看，郭氏基本上是以“靖難”舊功被強行補封為流侯。另外，《吾學編》僅模糊言郭氏為“戰勝”功臣，56可見相比永樂朝所封其他流爵，郭義的膺爵資格比較勉強。
綜合對比郭義、薛祿、金玉、薛斌的“靖難”舊功及自永樂改元至永樂十八年封爵前的諸種軍功，郭義并非經年功勞最顯者，但四人同封時，郭義反而排名最先，且郭義與總體功資較高的薛祿同享歲祿一千一百石，高于金玉八百石與薛斌九百石之祿。57朱棣這樣的安排略顯不公，應另有緣由。再考郭義、金玉、薛斌生平，有一現象值得注意，即他們在得爵第二年均相繼去世，郭義甚至生前沒能及時接到封爵敕命，58可見三人封爵前已老病將逝。這表明成祖冊封郭義、金玉、薛斌三人，有集中撫慰老臣的目的，59這也可以解釋郭義為何在未立顯著新功的情況下被放寬標準授予流侯爵祿。另據《明功臣襲封底簿》記載，郭義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投朱元璋選充百戶，后轉燕王護衛軍伍，連續為朱元璋、朱棣父子效勞五十年，至永樂十九年卒時應已年逾古稀。60薛祿早年以燕軍小卒歷戰起家，至宣德五年（1431）以七十三歲壽終，在永樂十八年得爵時六十余歲。61金玉襲父職為羽林衛百戶，后調燕山左護衛；薛62斌襲父職為燕山右護衛官，63二人都是第二代明軍軍官，年資更低。從優恤老臣的角度而言，郭義是四人中年齡最長，從軍時間最長的“靖難”老臣，這應該是他在排名、歲祿方面被特別提升的重要原因。
在揭示永樂十八年郭義等人封爵原因的基礎上，可進一步分析永樂二十年九月所封朱榮與薛貴的情況。朱榮、薛貴二人同在成祖第三次北征結束后被授爵祿，64朱榮曾任北征前鋒官，65而薛貴也參與了此次御駕征討。查《明功臣襲封底簿》中的勛臣履歷，朱榮“永樂八年迤北征進有功，永樂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伯”，66又言薛貴永樂二十年隨駕北征，“大獲克捷，本年九月十七日升安順伯”，67主要強調二人因隨駕北征而膺爵?！段釋W編》《皇明功臣封爵考》將朱榮、薛貴歸入“征胡”68勛臣，無疑也是強調隨駕北征。另王世貞《永樂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更直接認定朱榮、薛貴以“北征功”69封爵。不過，《皇明功臣封爵考》中收錄有武進伯鐵券原文，另曾任大同巡撫的羅亨信曾為朱榮撰寫神道碑，比讀朱榮鐵券文書及碑銘資料，可知他得爵的直接契機雖然是參與永樂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但又并非僅以北征功受封，而屬久任都督總兵戰守，累功封爵。根據朱榮神道碑銘，朱氏以大寧前衛副千戶歸降燕王，憑“靖難”功升都督僉事，經安南之役升右都督，在永樂八年因北征功升至左都督，此后又參與了永樂十二年及永樂二十年的北征，自永樂十二年后連續鎮守遼東、大同等地，直至封爵。70再核對武進伯鐵券文書，其中明確羅列的朱氏功勛有三，除“靖難”舊勛之外，另外兩條是“往征胡寇”和“鎮守邊陲”，71“往征胡寇”即指扈從征北，“鎮守邊陲”即指守衛遼東、大同諸鎮。券文又言，朱榮“茂膺隆眷，積有歲年”，因與明成祖“相從之久，用申恩數之榮”71以獲封，其意表明通計朱氏積年功勞，并非特別強調“往征胡寇”的“北征”之功。
武進伯朱榮是永樂朝所有累功勛臣中唯一封世爵者，這與他在“靖難”軍將中較突出的地位與功勞有關。朱榮在成祖燕軍舊部中一直官階較高，“靖難”起兵之初他已任燕軍左軍副將，與“靖難”后封侯伯的李濬、孟善、徐理等相儔。72南征交趾時，朱榮與張輔、柳升等大帥協同戰守，他“雖效勞勤，然屢以怠忽廢事”，被成祖“略過敘功”升左軍都督府右都督。73可見，以朱榮的軍功資格，他早在南征交趾時就有機會以一次大功晉封世爵。另外，朱榮升任左都督之后久鎮遼東、大同近十年，這些功勞已超越當時所有其他累功封爵者，因此享世爵也不為過。
安順伯薛貴即永順伯薛斌之弟，兄弟二人同為達官出身的燕邸護衛軍將。薛貴先在“靖難”之役中有救駕之功，永樂八年隨駕北征升都督僉事，后又護駕北征兩次以至封伯，67雖可概稱以北征獲封，但本質上仍是久任累功得爵。另外，薛貴歷年軍資與同封伯爵的朱榮有一定的差距，由此可見，薛貴膺爵顯然多得益于胡騎忠臣的背景。
綜上所述，永樂十八、二十年的六臣之封已與此前“開國”“靖難”大封及各種征戰大封“開拓疆土，削平僭亂”的封爵標準不盡相同。其中薛祿、金玉、朱榮可視為典型的久任都督積功封爵者；薛斌、薛貴在久任積功的基礎上有舊侍恩封的因素；郭義雖久有勞苦，但“靖難”之役后新立軍功著實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屬老臣撫恤授爵。以薛祿、金玉、薛斌、朱榮、薛貴為事例，能夠大體總結出永樂朝累功封爵的模式，即在“靖難”戰役中有較高功資的武職，官至五府各級都督后十年以上未再升遷，其間又有若干戰守功勞，可酌情授予子孫承襲指揮使的流爵以為嘉獎，個別功勛突出者可直授世伯。相比大功封爵以指揮戰役的規模、戰略意義及斬獲數目為主要考量標準，永樂朝累功封爵更偏向考量功臣在軍中的任職年限與常平資歷。
三、累功流爵機制的利弊
實際上，明代勛臣的“開國”“靖難”大功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由累次戰功通計而成。朱元璋“開國”戰爭經十余年才結束，洪武三年（1370）冊封功臣之時，他在誥券中詳列諸將累年節次戰績。朱棣前后四年征戰奪取天下，在開“靖難”大封時，也歷數勛臣各次攻城占地的事跡，如成國公朱能世券云：
咨爾僉左軍都督府事朱能，事朕藩邸，匡濟艱難。首擒兇惡，即奪九門?？怂E州，復遵化，收密云，追獲于灤河，乃破雄縣，遂定漠州。擊真定而援永平，戰壩上而取廣昌。西下蔚州，迎敵白溝，戰無遺力，大捷滄州。至于夾河之剿戮，藁城、西水之俘擒，破壘東阿而遂收東平，摧堅汶上而剪敵淝水。小河之決策南行，靈璧之先登陷陣，涉淮泗，取盱眙，爰渡大江，遂清畿甸。74
只不過“開國”“靖難”諸功績具有“改朝換代”的重大歷史意義，故視為一體之大功。相比“開國”“靖難”大功及洪武、永樂兩朝“平西番”“平云南”“平安南”等一次大功，永樂朝所封薛祿、朱榮等人的累功，則專指平常征戰與鎮守中所立功勞。
由于朱棣以武力強奪其侄朱允炆之帝位，“靖難”戰爭的規模與進程又不比洪武“開國”戰爭，兼之永樂朝以后嚴格意義上開疆擴土的征伐減少，因此朱棣所封功臣的大功資格在明人看來實有可商榷的余地。明初朝野人士懾于成祖威嚴，對此避而不談，至明代中后期士人才偶做批評。如何喬遠在《名山藏》一書中言：“永樂之間，內難削平，以七戰論功，既而北驅殘虜，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降胡廝養，往往登封?！?5再如王世貞也認為，“靖難”諸將“大戰不過十余，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而下，抑何徑庭”。76朱棣自己必然深知這種不可言說的情狀，因此在“靖難”大封時就多封伯爵而少封公侯，登極后又多以累功冊封流侯、流伯。累功流爵的冊封機制既能保證勛爵體制在國家承平時期的運行，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把控爵賞等級，故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但也要看到，累功授爵的考功標準比較模糊，難免更多摻雜親舊推恩的因素。相比大功封爵以將帥一次重大戰績為評判對象，累功封爵的評判更難把握，即使有吏部與兵部議功論賞，也較難全面且公平地衡定武職累年功勛的高下。在永樂一朝，累功資歷相仿的軍官孰封孰不封，也無絕對的準則。例如，隨駕北征是永樂朝重要的累功功次，永樂第一次北征中，有都督曹得、馬榮、朱榮任各營領兵副官，77又有都督劉江、薛祿、冀中、金玉領將軍名號統前哨作戰；78第二次北征有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馬英、章安、朱崇、費獻、胡原、曹得、譚青、馬聚充各營主副將，都督劉江、朱榮領先鋒；79第三次北征有都督朱榮任前鋒官。80可以說，以上這些都督將帥都是久隨朱棣征戰，累功資格較突出，整體勛資僅次于“靖難”大封功臣的宿將。其中劉江、薛祿、金玉、朱榮四人在永樂朝得享爵祿，而其余諸將的功資也并不一定就比這四人低。如曹得“靖難”中“以一當百”，升都督職銜后又有數次隨駕北征等功勞，至永樂十九年卒，終身未晉爵級。81另外馬榮、朱崇、程寬三人死后被朝廷分別追封為景城伯、平陰伯及保昌伯，82可見朝廷也認為他們的生前功業接近可封爵的水平。
由于累功封爵存在不易審定的特點，因此這一機制在洪熙、宣德朝以后主要作為大功封爵的補充機制而運作，并未被廣泛采用。至天順朝以后，明廷間以累功封爵議封時，還要通計將領歷年所積首虜數，強化對他們斬獲情況的考量，筆者將另外撰文對這一制度調整加以考論。
還需要指出的是，流伯作為勛爵秩級的最低一等，爵祿不延世，子孫僅承襲原指揮使一級官位，封流伯者的實際地位與一、二品的都督武職差距尚不大，83因此明廷對流爵的冊封有時比較隨意，部分臣子也因特殊政治緣由被濫授流伯之位。早在永樂六年，成祖就封左軍都督同知許成為推忠效義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永新伯，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受封原因是以其“發譚深等之奸也”。84所謂“發譚深等之奸”，是指當年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在太祖寧國公主駙馬梅殷上朝時，趁機指示將梅殷推入御河淹死之事。85梅殷是明“開國”功臣汝南侯梅思祖之侄，同時也是燕王朱棣的妹夫，但梅殷在“靖難”期間為建文帝堅守淮安，與燕軍對戰。86按照鄭曉《吾學編》等史料的說法，朱棣登極后表面上寬恤梅殷，但仍預計除之：
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祝，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87
梅殷玄孫成化朝任鳳陽中都副留守的梅純只稱梅殷被“奸諛乃擅竊害之”，未敢明言梅殷之死與朱棣有關。86按常理來說，想必是朱棣曾授意譚深、趙曦二人羅織梅殷罪名，陷害梅氏于死地，但譚深、趙曦的行動反而泄露了朱棣的陰謀，使皇帝威嚴大失。在這種情況下，朱棣只能再安排都督許成假意揭發譚深、趙曦的罪責，將譚深、趙曦下獄滅口以收拾殘局，并安撫寧國公主及梅殷后代。綜合來看，許成之封伯不過是朱棣清洗梅殷失策后借以挽回顏面的手段。流伯待遇雖不及世襲勛爵，但仍是軍功封爵的一個正式秩級，因此濫授流伯仍是對軍功封爵公平性的破壞。
四、結語
至永樂朝，明廷主要依據主將指揮戰役的規模、戰略價值及斬獲多少封賜爵祿，形成事例法特征明顯的軍功封爵原則，勛爵制度的體系進一步完善。至永樂末年，朱棣又冊封部分十年以上不曾升遷但久積功勛的都督僉事以上的舊將，建立了相對注重考量將帥積年勛資的累功封爵機制。至此大功、累功兩種封爵機制并存，大功功臣主要封世爵，累功一般先封流爵。相比大功封爵，累功封爵更適應國家承平少征伐時期的需要，是因時制宜的制度調整，但其量功標準不易把控，與老臣推恩封爵的界限模糊，因此累功封爵機制雖在洪熙、宣德以后沿襲不廢，但并未頻繁采用。天順朝之后，明廷冊封累功勛臣時又較注重他們歷年的斬獲情況，考量功級的原則性又有所增強。
注釋
1《明功臣襲封底簿》卷1《寧晉伯》,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55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68頁。
2《明太宗實錄》卷81,永樂六年七月癸丑,臺北: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第1079~10 81頁。
3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4《黔國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450頁。
4正德《明會典》卷106《兵部一·除授官員·升賞功次·事例》,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第428頁。
5(1)(3)(10)《明太宗實錄》卷224,永樂十八年四月戊午,第2206;2207;2207頁。
6(2)洪武朝征西、征滇勛封的具體情況,見拙文《論洪武朝的征西功封》,《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7(4)《朝鮮李朝世宗實錄》卷4,世宗元年七月乙卯,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影印本。
8(5)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1 2《速把亥列傳》,《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3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9頁。
9(6)楊榮:《文敏集》卷17《故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追封廣寧侯謚忠武劉公神道碑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0頁。
10(7)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5《廣寧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第527頁。
11(8)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4,洪武三十五年三月丙午,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83頁。
12(9)葉盛:《水東日記》卷40《劉江本名榮》,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85頁。
13(11)《明太宗實錄》卷81,永樂六年七月癸丑,第1080頁。
14(12)《明太宗實錄》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第194~199頁。
15(13)《明太祖實錄》卷112,洪武十年五月癸卯,第1858頁。
16(14)《明太祖實錄》卷146,洪武十五年七月乙亥,第2295頁。
17(1)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2,洪武三十三年四月己未、庚申,洪武三十三年五月己卯,第112、115、117頁。
18(2)見《明憲宗實錄》卷177,成化十四年四月庚子,第3191頁;正德《明會典》卷106《兵部一·武選清吏司·銓選·升賞功次》,第2冊,第42 8~431頁。
19(3)《明太祖實錄》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乙酉,第1298頁。
20(4)趙志皋:《內閣奏題稿》卷4《題邊功爵賞》,《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7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頁。
21(5)正德《明會典》卷106《兵部一·除授官員·升賞功次》,第428頁。
22(6)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凡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第301頁。
23(7)《明武宗實錄》卷97,正德八年二月丙午,第2037頁。
24(8)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12《速把亥列傳》,《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36冊,第219頁。
25(9)《明功臣襲封底簿》卷1《豐潤伯》,第59頁。
26(1)《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九年十月丁未條載薛斌初任燕山右衛指揮僉事(見《明太宗實錄》卷242,永樂十九年十月丁未,第2292頁),但結合《明功臣襲封底簿》及《明憲宗實錄》所附薛斌后代薛輔的小傳,可知薛斌家族本任職燕山右護衛,而非燕山右衛。
27(2)《明太宗實錄》卷232,永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第2242~2243頁。
28(3)見《明功臣襲封底簿》卷1《安陽侯》、卷2《惠安伯》《永順伯》、卷3《陽武侯》,第148、295、365、447頁。
29(4)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2《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陽武侯追封鄞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銘》,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83頁。
30(5)(6)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38《永樂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78;686、687頁。
31(7)鄭曉:《吾學編》第17《皇明異姓諸侯表》,《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4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58頁;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總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第305頁。
32(8)《明太宗實錄》卷188,永樂十五年五月戊子,第2003頁。
33(9)《明太宗實錄》卷233,永樂十九年正月戊寅,第2253頁。
34(10)《明太宗實錄》卷145,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第1716頁。
35(11)《明太祖實錄》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亥。第2366~2367頁。
36(12)《明功臣襲封底簿》卷3《成山伯》,第523頁。
37(1)(12)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2《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陽武侯追封鄞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銘》,第183頁。
38(2)(3)《明太宗實錄》卷102,永樂八年三月戊辰,第1323頁。
39(4)《明太宗實錄》卷102,永樂八年三月戊辰,第1323頁;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88《詔令雜考四·北征軍情事宜》,第1689頁。
40(5)《明太宗實錄》卷148,永樂十二年二月庚戌,第1732頁。
41(6)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88《詔令雜考四·北征軍情事宜》,第1681頁。
42(7)《明太宗實錄》卷107,永樂八年八月丙辰,第1386頁;《明功臣襲封底簿》卷2《永順伯》,第365頁。
43(8)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十一年末朱棣準備第二次御駕北征時,薛斌奏稱所領隨駕三千馬隊官軍員缺,成祖于是命在京及揚州、高郵、泗州各衛并浙江各都司“選精者壯者”補之(見《明太宗實錄》卷145,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第1716頁)。永樂十二年四月,成祖正式北征時曾特下蒙古文敕命給薛脫歡、吳允成等隨征達官以傳達軍令(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88《詔令雜考四·北征軍情事宜》,第1693頁),此薛脫歡無疑就是薛斌。
44(9)《明太宗實錄》卷107,永樂八年八月壬寅,第1382頁。
45(10)林延清:《朱棣五征漠北應重新評價》,《南開史學》1989年第2期。
46(11)《明太宗實錄》卷237,永樂十九年五月壬戌,第2273頁。另郭義在永樂十九年正月死,故未及領受鐵券。
47(13)《明太宗實錄》卷176,永樂十四年五月甲午,第1923頁。
48(14)鄭曉:《吾學編》第1 9《皇明異姓諸侯傳》卷下《薛斌》《薛貴》,《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45冊,第216頁。
49(15)黃瑜:《雙槐歲鈔》卷3《長陵八駿》,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7頁。
50(1)《明功臣襲封底簿》卷1《安陽侯郭義》,第147頁。
51(2)《明太宗實錄》卷32,永樂二年六月乙未,第574頁。
52(3)(4)《明太宗實錄》卷233,永樂十九年正月戊寅,第2253頁。
53(5)《明史》卷155《郭義傳》,第4249頁。按郭義曾在洪武年間數隨燕王朱棣北伐,《明史》編纂者或將這一史實錯記為郭義在永樂朝曾隨駕掃北。見《明功臣襲封底簿》卷1《安陽侯》,第147~148頁。
54(6)《明太宗實錄》卷101,永樂八年二月甲寅,第1319頁。
55(7)《明太宗實錄》卷165,永樂十三年六月己丑,第1856頁。
56(8)又永樂九年(1411),郭義與諸掌府都督徐膺緒、周長、費義、曹隆“坐曠職,發交阯立功”,成祖“尋宥之”;一年后郭義又因不陪享太廟祭祀,被彈奏鞫問。見《明太宗實錄》卷112、卷124,永樂九年正月庚辰、永樂十年正月戊申,第1432~1433、1561頁。
57(9)鄭曉:《吾學編》第17《皇明異姓諸侯表》,《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45冊,第158頁。
58(10)《明太宗實錄》卷232,永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第2242~2243頁。
59(11)《明太宗實錄》卷233、卷239、卷242,永樂十九年正月戊寅、永樂十九年七月戊寅、永樂十九年十月丁未,第2253、2283、2292頁。
60(12)永樂十八年恰北京宮殿落成,雖然薛祿等四人并非全以修造功膺爵,但成祖選擇在當年冊封諸老臣,或許也有與老將共享太平盛世之意。
61(13)《明功臣襲封底簿》卷1《安陽侯》,第147~148頁。
62(14)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2《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陽武侯追封鄞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銘》,第182、184頁。
63(15)《明太宗實錄》卷239,永樂十九年七月戊寅,第2283頁。
64(16)《明功臣襲封底簿》卷2《永順伯》,第965頁。
65(1)《明太宗實錄》卷251,永樂二十年九月辛未,第2350~2351頁。
66(2)《明太宗實錄》卷247,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第2314頁。
67(3)《明功臣襲封底簿》卷3《武進侯》,第537頁。
68(4)(12)《明功臣襲封底簿》卷1《安順侯》,第132;131~132頁。
69(5)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目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第310、313頁。
70(6)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38《永樂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第678、679頁。
71(7)羅亨信:《覺非集》卷4《神道碑銘·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50頁。
72(8)(9)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4《武進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第467頁。
73(10)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1,洪武三十二年十月乙卯,第68~69頁。
74(11)《明太宗實錄》卷81,永樂六年七月癸丑,第1081頁。
75(1)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2《成國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第365~366頁。
76(2)何喬遠:《名山藏》卷41《勛封記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1頁。
77(3)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37《永樂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第671頁。
78(4)《明太宗實錄》卷102,永樂八年三月丁卯,第1323頁。
79(5)《明太宗實錄》卷102,永樂八年三月戊辰,第1323頁。
80(6)《明太宗實錄》卷148,永樂十二年二月庚戌,第1732頁。
81(7)《明太宗實錄》卷247,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第2314頁。
82(8)《明太宗實錄》卷239,永樂十九年七月丁亥,第2283~2284頁。
83(9)《明太宗實錄》卷107、卷246,永樂八年八月癸亥、永樂二十年二月己亥、丁未,第1391~1392、2307、2309頁。
84(10)單就祿米而言,明代伯爵無論流、世,一般歲祿千石上下,而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諭戶部定大臣祿米,文武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七十四石(見《明太祖實錄》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丙戌,第2778頁),據此五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等官一年所領祿米也有八百至一千石不等。
85(1)《明太宗實錄》卷47,永樂三年十月丙子,第721頁。
86(2)《明太宗實錄》卷47,永樂三年十月乙丑,第717~718頁。
87(3)(5)梅純:《損齋備忘錄上》,載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5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215頁。
88(4)鄭曉:《吾學編》第55《遜國臣記》卷4《駙馬都尉梅殷》,《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45冊,第5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