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南北：《吳越春秋》與《南史》《北史》編纂

摘    要：“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是李大師修史設想的核心，蘊含著豐富的編撰思想。李大師欲以內北外南而又備南北的編年體書寫形式，編撰一部南北朝史。李延壽繼承、發展了其父李大師的修史設想和編撰思想，巧妙地把《史記》與《吳越春秋》在體裁體例方面相融合，采用內北外南而又貫通南北的紀傳體書寫形式，編撰完成了《南史》《北史》,實現了以備南北的著述之志?？梢哉f，內北外南這一體例，既是李大師、李延壽站在隋唐立場上維護隋唐以北朝為正統的前提下所選擇的，又是《吳越春秋》內吳外越的體例特征帶給他們的啟示和借鑒，二者高度契合。同時，在大一統和天下一家觀念影響下，以及在《吳越春秋》通觀吳越、總攬內外的編撰思想的啟示下，以備南北又成了他們共同追求的著述旨趣。

關鍵詞:李大師;李延壽;《吳越春秋》 ;《南史》;《北史》;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UYUECHUNQIU and

Compilation of NANSHI and BEISHI

Jin Bao

Abstract：The core of Li Dashi's principle of compiling history is to compile a chronicle imitating WUYUECHUNQIU, he wanted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hile praised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ighly in books. Li Yanshou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his father's plan for compiling history. Skillfully integrating the style of SHIJI and WUYUECHUNQIU, he took the biographical style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raising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Dynasties and belittling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re not only because of authors' political statement that legitimated the reign of Sui and Tang, but because of inspiration coming from WUYUECHUNQIU. Influenced b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thoughts of universal history in WUYUECHUNQIU, Li Dashi and Li Yanshou wanted to compiling a historical book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Keyword：Li Dashi; Li Yanshou; WUYUECHUNQIU; NANSHI; BEISHI;

凝結了兩代人心血的《南史》《北史》,不僅為我們了解和研究南北朝史提供了珍貴史料，而且開辟了南北朝史撰述的新發展，在二十四史中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有自己的地位。二史的成功編撰，離不開《吳越春秋》給予編撰者的啟示和借鑒。李大師鑒于以往南北朝史編撰中存在的諸多弊病，萌生了重述南北朝歷史之志。他的修史設想的核心就是“將擬《吳越春秋》,以備南北”,即以編年體為體裁、內北外南為體例形式、貫通南北為旨趣，編撰一部南北朝史。緣于條件所限和自身因素，他沒有完成這一修史設想。其子李延壽，曾在史館工作，參與修史，積累了豐富經驗，也搜集了大量史料，在時代發展和國家重視修史這一形勢下，他繼承和發展了其父李大師的修史設想和編撰思想，巧妙地把《史記》與《吳越春秋》在體裁體例方面相融合，采用內北外南而又貫通南北的紀傳體書寫形式，編撰完成了《南史》《北史》,實現了以備南北的著述之志?？梢哉f，內北外南這一體例，既是李大師、李延壽站在隋唐立場上以北朝為正統的前提下所選擇的，又是《吳越春秋》內吳外越的體例特征帶給他們的啟示和借鑒，二者高度契合；以備南北的著述旨趣，既是他們父子在大一統和天下一家觀念影響下的必然追求，又與《吳越春秋》通觀吳越、總攬內外的編撰思想相合。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南史》《北史》的成功編撰，樹立了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以往學界對李大師“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這一修史設想所作的解釋，只是認為李大師欲以編年體來編撰南北朝史，并沒有作進一步闡釋。本文則立足于這一修史設想，較為系統地闡釋《吳越春秋》與《南史》《北史》編撰間的多重關聯，乞請方家指正。

一、《吳越春秋》的體裁與體例

《北史》卷一○○《序傳》載曰：

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并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

顯然，“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是李大師修史設想的核心。如欲解讀李大師的修史設想及蘊含的編撰思想，首先我們要明確這里的《吳越春秋》具體指何者所撰何書，以及它的體裁與體例問題。

唐初所編撰的《隋書·經籍志二》,載有《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楊方撰；《吳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撰。1趙曄，東漢人，《后漢書》載其“著《吳越春秋》”2。楊方，晉朝人，《晉書》載其“更撰《吳越春秋》”3。至于皇甫遵，具體情況不明?！杜f唐書·經籍志上》又載，《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吳越春秋削煩》五卷，楊方撰；《吳越春秋傳》十卷，皇甫遵撰?！缎绿茣に囄闹径吠?。由這些記載可知，趙曄所撰的是《吳越春秋》,楊方“更撰”的是《吳越春秋削煩》,皇甫遵所撰的是《吳越春秋傳》。

與《吳越春秋》有關的這三部書籍，相互間有何關聯，這也是必須要考查清楚的問題，不然影響我們對李大師所“擬”的《吳越春秋》作者及性質的判定。據《崇文總目》載，“《吳越春秋傳》十卷，唐皇甫遵注。初，趙曄為《吳越春秋》十二卷，其后有楊方者，以曄所撰為煩，又刊削之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宋史·藝文志三》載曰：“皇甫遵注《吳越春秋》十卷?！庇嗉五a《四庫提要辨證》云：“傳所言更撰云者，即指削繁而言，非別撰一書也?；矢ψ裰畷?，名之為傳，即是書之注?！?這些說明，無論楊方，還是皇甫遵，他們都是對《吳越春秋》作簡編或注疏，母本就是東漢趙曄所撰的《吳越春秋》。至于今傳本《吳越春秋》出于誰之手，眾說紛紜6。應當指出的是，“如今流傳的本子盡管已經不是趙曄的原書了，但卻絲毫不影響他在著作這部書上所作的貢獻，盡管多次變動，他所確定的體裁、記載的主要內容可以說始終未變，否則也就不成之為《吳越春秋》了”7。

關于《吳越春秋》的體裁，范曄《后漢書》對趙曄所撰《吳越春秋》敘述簡略，對此沒有涉及?！端鍟そ浖径钒阉鼩w為“雜史”類8,并言“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即“體制不經”。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九五《經籍考二十二》引《宋三朝志》曰：“雜史者，正史、編年之外，別為一家，體制不純?！庇纱藖砜?，《吳越春秋》似乎很難歸屬編年體或紀傳體。

隨著研究深入，人們對《吳越春秋》的體裁有了更豐富的認識。其一，在堅持《吳越春秋》為編年體史書的前提下，看到了這部書所存在的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國別體的影子或編撰手法的運用。9其二，把《吳越春秋》視為一部傳記體或紀傳體史書，同時兼有編年敘事、本末敘事的手法。10無論哪一種認識，實際上已不再把《吳越春秋》看作一部單一的編年體史書，而視其為一部融編年記事、傳記編排、本末敘事為一體的綜合性史書，這似乎更符合東漢趙曄編撰的原意。自戰國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特點就是多種體裁的融合，出土文獻也證實了這一點11。白壽彝較早就指出：“不同的歷史體裁，在一部書里面是可以互相補充的。把歷史體裁的區別都看成是絕對的，這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2雖然《隋書》對其體裁方面的評論有些偏頗，但整體而言還是抓住了《吳越春秋》在體裁方面的特點。如果從體裁的主體性來看，那么稱其為傳記體比較合適，因為它的核心是傳記。也就是說，把東漢趙曄編撰的《吳越春秋》視為一部融編年、紀傳、紀事本末為一體的綜合性傳記體史書，更為客觀。

至于《吳越春秋》的體例，早在南宋時期目錄學家晁公武就言：“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余，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3清人周中孚亦曰：“至作十卷，則以一篇為一卷也。吳起太伯迄夫差，凡五篇，越起無余迄句踐，亦五篇，內吳外越，本末咸備?！?4這都是把“內吳外越，本末咸備”看作《吳越春秋》的體例特征。那么如何理解這一體例特征，它所蘊含的思想內涵是什么?從元代徐天祜、明代錢福提出的困惑與不解，到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從多角度多層面對《吳越春秋》的“內吳外越”體例進行了深入探討。15筆者傾向于從大一統及歷史文化認同觀念來討論“內吳外越”體例問題16。

《吳越春秋》作者處處強調吳國尊周、慕化中原德義的歷史過程與實踐效果，特別是“讓”之德義。如卷一《吳太伯傳》,敘述公劉時言“公劉避夏桀于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妒酚洝ぶ鼙炯o》特意點出“周道之興自此始”17,對公劉以夏變夷、傳播華夏文明、實現天下一家的歷史貢獻給予高度肯定。接著，本傳記又載古公亶父“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之后，本傳記花了很大筆墨敘述了吳太伯的“三讓”?？鬃訉翘苁峭瞥?，《論語·泰伯》稱“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司馬遷編撰《史記》,以《吳太伯世家》列于世家之首?？梢哉f，趙曄的安排與司馬遷的世家編排“內心款曲是互通的”18。

盡管從吳王壽夢開始，吳國進入稱霸的歷史新階段，但吳國“讓”的政治文化傳統仍在傳承。如卷二《吳王壽夢傳》,“作者不但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贊賞的口氣大肆鋪陳季札的讓位言行，甚至還無視《春秋》《左傳》等史籍的經典記載，創作出諸樊‘輕慢鬼神，仰天求死’的情景來，其創作傾向也是不言而喻的”19。故本卷依然稱“傳”。

卷三《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者用大量筆墨敘述伍子胥有關事跡，仍在強調吳國的讓位傳統。只不過，與前兩卷不同的是，作者在本卷末點出了從吳王闔閭開始吳國讓位傳統被丟棄這一重要轉折。當作者敘述了公子光(即吳王闔閭)攻殺吳王僚而自立為吳王后，接著寫道：“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茍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蘖拍?，復位而待?！边@就把吳王闔閭假讓位而真奪君的歷史事實巧妙地揭露出來，意味著吳國的“讓位”傳統自吳王闔閭中斷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然“傳”要改為“內傳”了，故卷四為《闔閭內傳》、卷五為《夫差內傳》。從這兩卷內容敘述來看，顯然不是“讓”而是“取”了。

之所以吳王闔閭、夫差兩傳記稱為“內傳”而非“外傳”,是因為吳國繼位者沒有丟棄尊周、重德這一傳統。他們依然“憂中國”,慕化中原仁德與禮義，繼續呈現由夷狄向華夏漸進的歷史過程。除了這兩篇“內傳”敘事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兩條經學材料加以說明?！豆騻鳌范ü哪辏骸岸幸辉赂?，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薄豆騻鳌钒Ч辏骸肮珪x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諸侯莫敢不至也?！边@兩條經傳材料，所敘的“吳”正指吳王闔閭(魯定公四年即吳王闔閭九年)和吳王夫差(魯哀公十三年即吳王夫差十四年)時期，他們“憂中國”,故出現“重吳”的書寫。正如《春秋繁露》言：“先憂我者見尊?！?0

而越國則相對不同。從其世系及先祖創業史來看，他們并沒有出現“讓位”傳統，也沒有體現出“尊禮重信”的《春秋》之義?！洞呵锓甭丁吩唬骸啊洞呵铩分x，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1如勾踐以陰謀對抗吳國，董仲舒就認為越國“設詐以伐吳”“本無一仁”22。故趙曄對越以“外傳”形式進行編排，用意很明顯。

從上述對《吳越春秋》“傳”“內傳”“外傳”的結構編排分析來看，“內吳外越”體例中蘊含著尊吳抑越的書寫觀念。這是由趙曄“以周室為正統的儒家立場和觀點所決定的”23,也符合“漢人論吳越之事，均循儒家道德論尚吳卑越”24的基本原則。當然，就其實質而言，《吳越春秋》的“內吳外越”,“只是一種主從關系的安排，而不是內容體例的全面區別”25,這與中國古代諸多以內外分篇的編撰傳統也是一致的26。同時，《吳越春秋》的內外之別，并非內外上的性質區別，而是相融的統一關系，隱含的是秦漢以來大一統思想與歷史文化認同觀念，故其史學內涵很豐富。有學者提出《吳越春秋》具有一種整體史學觀念27,實際上也是對這一豐富內涵的深層解讀。根本一點，就是趙曄把吳、越歷史看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來編排和敘述。書中的每傳既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個體，同時又是全書的一個有機組成都分；不僅有自己嚴格統一的體例，而且敘事更是首尾完整，“本末咸備”。28這是在大一統格局形成、統一思想深入人心之后才能做到的貫通書寫。

二、“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

目前我們所能了解李大師的修史設想及編撰思想，集中于《北史·序傳》的有關記載。結合這一記載和其它相關的零散記錄，可以看到：李大師對以往南北朝史修撰進行了審視，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弊病。

其一，因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經過考察以往南北朝史撰述，李大師發現，在南北分隔的政治局面下，南北朝史家在書寫歷史時，往往出現一種相互對峙、互相蔑視的史學態度，即南朝人書寫北朝歷史時稱其為“索虜”,北朝人書寫南朝歷史時則稱其為“島夷”。如《宋書》首立《索虜傳》,《南齊書》有《魏虜傳》,主要記北魏史事；而魏收《魏書》設《島夷傳》,記與魏并存的南朝政權及南北關系史事。司馬光明言：“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9這樣的敵視與蔑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書寫稱謂問題，關乎南北史編撰的體例。清人趙翼就指出：“《宋》《齊》二書……即與本國交涉之事，于魏則書‘索虜’,于魏主則書‘虜偽主’,或書虜帥‘拓跋某’。而《宋書》列傳后并立《索虜傳》,與鮮卑、吐谷渾同?！洱R書》列傳后亦立《魏虜傳》,與芮芮、氐羌同。此《宋》《齊》二書體例也?！薄坝跂|晉諸帝已斥其名，于宋、齊、梁諸帝則書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蕭衍，于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寶炬、曰黑獺。列傳后亦立島夷劉、蕭諸傳，與匈奴、劉聰、鐵弗劉虎等同。此《魏書》體例也?！?0在帝王年號書寫上，《宋書》《南齊書》《魏書》于本國之帝王書廟號，而對并存政權帝王則直書其名。這種“南北朝史書相互謾罵、過分情緒化的歷史記述，自然會影響到史書記述的公正。唐初史家李大師正是有鑒于此，而萌生了重述南北朝歷史之志?！?1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南北不對等、相互敵視的稱謂書寫及所反映的體例思想，既是正統觀念的反映，又含有堅持國家統一的思想?！妒吠ā嘞蕖吩唬骸白晕搴Q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边@樣的正統之爭有其時代特點和自身的思想內涵。對此，汪高鑫指出：“夷夏之辨由來已久，以夷夏論正統則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突出表現在南北朝時期。一般來說，以夷夏論正統往往都是漢族政權不承認少數民族政權的正統地位，而少數民族政權往往通過歷史文化認同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正統地位。南北朝時期的以夷夏論正統則不然，卻是都以華夏自居，相互指責對方為夷狄，相互斥責對方為‘僭偽’,由此來否定對方政權的合法性?！?2由此，我們對“索虜”“島夷”這種稱謂及體例要作兩面觀，即“《索虜傳》和《島夷傳》的設立固然帶有民族敵視的傾向，但同時也含有堅持國家統一的意蘊。劉宋與北魏是政治上相互敵對的兩個政權，又各以正統自居，指責對方為僭偽。沈約和魏收修史時各自代表一方，分別為劉宋和北魏爭正統。同時又都為對方立傳。既不認為對方是外國，又不承認其政權的合法性。表面上看這種正閏之爭十分尖銳，但實質上雙方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即天下只有一個中國。在這個大前提下，在南北對峙的現實政治面前，雙方爭論的意義在于究竟誰才有資格代表中國?！?3相比而言，這些南北朝史編撰者意識中，顯然正統觀念要高于國家統一觀念。李大師生活于隋和唐初，雖有站在隋唐立場上以北朝為正的正統觀念34,但在大一統和天下一家觀念居于主導前提下，他的意識中國家統一觀念要高于正統觀念。由此來看，李大師萌生重述南北史之志也是自然的了。

其二，各以其本國周詳，書別國并不能備，亦往往失實。李大師還發現，以往南北朝史撰述中存在本國詳盡、他國簡略的弊病，以及美化本國、貶低他國的曲筆、回護現象，往往造成史書記載的失實。如《宋書》《南齊書》,“但記本國，而鄰國之事，僅書其與本國交涉者，其他雖興滅崩立亦不書”35?！段簳吠瑯尤绱?，“詳記本國，而鄰國大事亦附書”36。實際上，這是以本政權或本王朝為中心的史學觀念引發的詳本國而略他國的書法問題。無論《宋書》《南齊書》,還是《魏書》,“在空間上，不以記述包括南北的整個中國的歷史為己任；在時間上，又都是只記一代，而不貫通南朝各代或北朝各代。三書都以本朝為正統，本朝即‘中國’,實際上卻只記述了處于分裂狀態下的中國一部分地區的一段歷史，并沒有將整個中國和整個南北朝時期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記述?！?7顯然，他們的南北朝史撰述，談不上通觀全局，無法將南北各朝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記述。這是由他們正統觀高于國家統一觀的意識所決定的。三書在史法混亂、曲筆失實方面，如《宋書》“于蕭道成未封王以前即書齊王”;《南齊書》“自蕭道成微時以至為帝，皆稱太祖”、“于蕭衍未封王以前亦即書梁王”38,等等。他們并沒有按照客觀來敘事，而直書其追尊之稱號，讓人看不到從臣、到王或到帝這樣一個歷史過程?！端螘贰捌溆诮粦鸺巴ê椭?，亦多回護?！?9對于《魏書》,時人“皆言《魏史》不直”40,甚至稱其為“穢史”41。故隋文帝命魏澹重修魏史，除了正統需要外，就是在史例上對魏收《魏書》有所“改正”42。這樣失實的敘事，自然也是催生李大師重新編撰南北朝史之志的重要因素。

當然，三書在歷史編撰上有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對魏收《魏書》所謂“穢史”的評價也要予以修正，但李大師所言的這些弊病確實是存在的。正鑒于此，李大師立下著述之志，“常欲改正”。如何改正?具體不得而知，我們只能從《北史·序傳》及其他相關記載來了解和認識他的“改正”。

第一，以大一統思想作指導，正確認識、如實書寫南北史。

李大師去除以往南北朝史編撰中南北互相謾罵、彼此以“索虜”“島夷”相稱的陋習和詳本國、略他國的通病，糾正因種種偏見、避諱而造成史書失實的缺陷，對南北朝歷史作客觀認識和如實記述，體現出他傾向統一的編撰思想。這一點，從《北史·序傳》關于他的修史設想的記載中就可看出，當然具體做法我們已無法得知?？梢哉f，時代與史學共同推動了李大師著述之志和修史設想的產生。蒙文通對此有所揭示，他說：“李大師以六代史籍，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鄙其相輕丑辭，作《南、北史》。然此實有義焉?！?3這個“義”就是李大師修史旨趣中的天下一家、國家一統思想觀念。謝保成對此作了進一步闡釋，他指出：“李大師是經歷過南北分裂和隋唐初兩度統一的人，飽受了南北對峙、互為敵國所帶來的災禍和苦楚，因而熱切地希望統一、安定。統一的隋政權的建立，使他能夠用統一的觀點去看待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因而也必然對反映割據政權的史學著作感到不滿意?！?4正是有這樣的“史義”,李大師編撰南北朝史時要“改變以往南北朝人們作史以本國詳、他國簡略的通病，在史料的運用上和史事的敘述上應對南北作同等看待；改變以往南北朝人們作史因種種偏見、避諱或其他原因而造成史書‘往往失實’的缺陷，求得史實上的準確”45。

第二，“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

有了編撰思想，還得落實到具體的編撰體裁、體例上。李大師編覽史籍，發現東漢趙曄所著的《吳越春秋》與他編撰南北朝史的思想，有太多的相合之處?！秴窃酱呵铩穬葏峭庠降膬韧怏w例結構，正與李大師站在隋唐立場而秉持的以北朝為正統的觀念相契合，對他處理南北朝史編撰中南北關系有直接的借鑒價值?！秴窃酱呵铩芬簿哂刑煜乱患?、國家一統的編撰思想，趙曄把吳越在本質上作同等看待，認為它們都是華夏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這一點又與隋唐大一統時代相應相通，為李大師突破一個王朝或政權中心模式、編撰一部南北貫通的南北朝史帶來了啟示。故他“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李大師之所以看重《吳越春秋》,以其為模擬對象來編撰南北朝史，應該說他抓住了《吳越春秋》的編撰特點和價值所在，特別是對這部史書的“內外”體例結構及蘊含的思想內涵有精深把握。這絕不是一種隨意性選擇，而是一種審慎、務實的修史志向和史學追求。

第三，采用編年體編撰一部南北朝史。

李大師采用何種體裁編撰南北朝史，“編年以備南北”之“編年”對此似乎有所提示。然而從上述對《吳越春秋》體裁分析來看，我們不能把《吳越春秋》視為一部單一的編年體史書，應將其看作一部融編年、紀傳、紀事本末為一體的綜合性傳記體史書。既然“將擬《吳越春秋》”,那么李大師也應采用這種綜合性傳記體編撰南北朝史。實際上，李大師對《吳越春秋》體裁的認識達不到近代以來人們所作的解讀，在他眼里，《吳越春秋》就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他之后的諸多史家也是如此理解的。如《新唐書》就言李大師“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 46,南宋王應麟在《玉?！に囄摹分杏型瑯拥臄⑹?，晁公武更明確言“擬《吳越春秋》編年”47。后世多數人因襲了這一認識。如中華書局本《北史》出版說明寫道：“李大師本是仿照《吳越春秋》,采用編年體?！?8有關中國史學史論著，在敘述李延壽編撰《南北史》時基本遵循了這樣的看法。從李大師自身來講，這樣的看法并沒有錯；若就《吳越春秋》的體裁而言，這樣的認識則需要糾正。我們不能由李大師的認識而把《吳越春秋》視為一部單一的編年體史書，應將其看作一部綜合性傳記體史書。

第四，采取“內北外南”的體例結構，而以“備南北”為著述宗旨。

確定了編撰體裁，還得選擇合適的體例結構進行具體編排史事。南北朝史中的南北對峙局面是客觀存在的，如何處理這樣的南北關系，關系到能否編撰完成一部南北朝史?！秴窃酱呵铩返捏w例特征是“內吳外越”。這樣的“內外”結構編排，正好為李大師編撰南北朝史時對南北關系的處理提供了啟示和借鑒。吳與越對峙，南與北對峙。又李大師站在隋唐立場上必以北朝為正統，以此產生的內北外南思想，正與內吳外越體例思想相契合。故李大師要以“內北外南”的形式來編排、敘述南北朝史事。而《吳越春秋》的內外之別實質上是一種主從關系，在大一統思想和歷史文化認同觀念下，這種主從關系又蘊含著通觀吳越、總攬內外的貫通思想。李大師處于大一統社會之中，他自然會接受《吳越春秋》編撰者的這種貫通思想，故有“以備南北”的著述旨趣?？梢哉f，李大師雖有以北為正的正統觀念，但“以備南北”的貫通編撰及所蘊含的統一思想，才是他著述之志的根本所在。他就是要以北朝歷史為主線，撰寫一部囊括十六國、南北朝以及隋朝歷史的南北朝史，實現“以備南北”的著述之志。李大師突破以往南北朝史撰述以一個王朝或政權為中心的敘述模式，把南北朝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敘述，表現出同時期史家難以企及的史學通識。謝保成就指出：“同是在統一的隋政權之下，李大師的這一見解卻不為其他史學家所具有。無論是魏澹、王劭，還是牛弘、姚察、李德林，誰也沒有站到李大師的高度，提出過這樣的卓識。即使在唐高祖武德年間，也未見有哪一個史學家具有這樣的史識。在這一點上，李大師超越了同時代所有的史學家?！?9

雖有精深的史學見識，宏偉的修史設想，但因時代條件、個人因素等，李大師未能實現他的著述之志。而李延壽繼承了其父李大師的修史事業，發展、完善了其父的修史設想，編撰成《南史》與《北史》。

三、以紀傳備南北

李延壽正式編撰《南史》《北史》之前，唐代史臣完成了《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的修史任務。既然已有如此高規格的南北朝史撰述，那么李延壽為何還要編撰南北朝史?原因很多50,重要的一條是其父李大師“以備南北”的著述之志依然沒有實現。也就是說，唐初“五代史”修撰在“備南北”上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南北朝史編撰與大一統時代要求仍有距離。

對于《梁書》《陳書》,編撰者摒棄了以往南北朝史撰述中所存在的蔑稱陋習，于北朝諸帝皆稱謚號，拋棄民族偏見，基本上能以平等眼光看待北方民族政權，這是天下一家觀念在史學上的反映。不過，二書仍存在詳本國而略他國的弊病51。雖然“有美必書，有惡必為之諱”52這一看法有點夸大，但《梁書》《陳書》在歷史編撰中確實存在曲筆回護現象，也是不容否認的。這說明，李大師所提出的南北朝史撰述之弊病，《梁書》《陳書》作者并沒有給予徹底根除。

《北齊書》《周書》,不僅兼記并存政權之大事，還書并存王朝之君為某帝，53在南北歷史平等書寫上又往前邁了一大步。特別是二書在突破以往南北朝史撰述以一朝為中心的體例限制方面作了開拓，注重從歷史發展的長時段來審視王朝興亡。如李百藥“突破紀傳體史書本身的體例限制，破例為高歡設置本紀，并不純粹是體例問題，而是一種對歷史發展連續性及再現歷史真實、探究一代歷史盛衰的見識問題，對于我們全面認識北齊的歷史是有所幫助的”54。令狐德棻等人于《周書》中為宇文泰立本紀，“意欲勾勒出北魏由統一，歷經東魏、西魏、北周、北齊的分裂，再到隋的統一這一主要線索和脈絡，呈現了這一時期歷史演進的路徑及趨勢”;而且對于當時復雜交錯的政權關聯，“《周書》在歷史編纂上予以了很好的處理，即以本紀為綱領，對同一時空內的不同政權加以記載”,這“既凸顯了以記北周歷史為主的特色，同時又不忽略其他并存政權內部的重要史事”。55故趙翼言：“當后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更月異?！吨軙繁炯o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6

《北齊書》《周書》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南北朝史編撰的時空限制，開始反映當時全國范圍的歷史發展大勢，具有一定的通識意識。然而，從南北朝歷史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而言，它們仍然脫離不了一代史或一朝史的窠臼，還不具備通觀全局、總攬南北的器局，談不上“以備南北”。況且，在具體書法方面，二書還有待修正之處。如《北齊書》中“孝靜帝時，高歡、高澄皆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于歡已書神武，于澄已書文襄，則似東魏同朝有兩帝矣。西魏時，宇文泰亦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亦書周文帝。如河陰之戰書西魏帝與周文并來赴救，則亦似西魏同朝有兩帝矣”?！吨軙吠瑯哟嬖谶@樣的書寫現象。故趙翼指出：“此皆書法之失檢者也?！?7

由上可見，李大師所指出的南北朝史撰述存在的弊病，雖經唐初修“五代史”,在某些方面有所改正，但并沒有得到完全根除，在“以備南北”上也未取得實質性突破，依然不能全面地反映隋唐大一統思想和天下一家的歷史文化認同觀念。因此，李延壽要繼承其父李大師的著述之志，并在完善其父修史設想基礎上，積極吸收和借鑒唐初修史成果，通過自己的史館工作便利和參與修史的經驗積累，最終完成了《南史》《北史》的編撰。

那么李延壽是如何繼承和發展“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修史設想及蘊含的編撰思想?

第一，以《史記》紀傳體為編撰體裁，借鑒、融合了《吳越春秋》的體例思想。

班固撰成《漢書》之后，紀傳體皇朝史撰述蔚然成風，根本原因是這一書寫形式“正好與中國古代皇朝周期性的更迭相適應”58。這種修史范式自東漢以來，直至唐初，依然是皇朝史修撰之首選。唐初所修“五代史”、《晉書》均為紀傳體皇朝史。在紀傳體皇朝史編撰已成為官方修史范式的背景下，李延壽自然也會以紀傳體來修撰南北朝史。只不過，他在遵循這一修史范式前提下，改斷代為會通?！侗笔贰ば騻鳌访鞔_言“擬司馬遷《史記》”,即采用紀傳體通史來編撰南北朝史。他的這一體裁“改正”,既與唐初官方紀傳體正史修撰相合，又體現出私人修史的風格。由此來看，李延壽并沒有遵循李大師以編年體來編撰南北朝史。而《史記》在體裁上與《吳越春秋》的綜合性傳記體有相通之處，李延壽“擬司馬遷《史記》”使其更有條件承繼其父“將擬《吳越春秋》”的修史設想。

《史記》為紀傳體通史，僅以此來編撰，難以處理南北朝史撰述中的南北關系。司馬光在評價李延壽編撰《南史》《北史》時言“陳壽之后，唯延壽可以亞之也”59。這一評論注意到了《三國志》與《南史》《北史》在編撰體例上的相通性。金毓黻更是指出：“若夫李延壽之作《南、北史》也，一用《史記》之法，取在南之宋、齊、梁、陳，在北之魏、齊、周、隋，合而縱述之，以成通史之一段；一用《三國志》之法，南北并述，而為國別史之后勁”,而《三國志》“乃在仿《國語》、《國策》之體，而造成三國分峙之國別史”,故“《南》《北》二史，蓋合《史記》《國語》兩家而兼之矣?！?0說李延壽采用《史記》之法而成《南史》《北史》,沒有問題。但把《南史》《北史》中的南北關系處理歸于對《國語》的承襲，卻是一種簡單的比擬，二者在體裁體例上并不屬于同一范疇?！度龂尽酚浳?、蜀、吳三國歷史，將其作為南北兩大歷史系統來看待，有些勉強。若從李大師修史設想，李延壽“思欲追終先志”及編撰實踐來看，說《南史》《北史》編撰在體裁體例方面承襲了《史記》《吳越春秋》兩家而兼之，則更為確切。

在南北關系認識上，李延壽同樣是站在唐代立場上，持有以北為正的正統觀。他的這種正統觀與其父李大師的正統觀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從現存的《南史》《北史》中看到這一點。

清人王鳴盛通過考察《南史》《北史》帝紀的編年敘事特征，得出“李延壽欲以北為正”61的認識；又從書法角度總結出李延壽亦有“抑南尊北之意”62和“以北為正、南為偽” 63之意。李延壽在史論中也有體現，如他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遞為割據，亦一時之杰。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4這明顯有尊北魏的意識。他在評論南朝梁歷史時言“稱藩內款”“朝宗上國”65,即向北魏、北周稱藩、朝宗。初步統計，《南史》中于某一歲末書北朝帝王紀年或崩亡的，有42處之多。這些都是以北為正的編撰思想之體現。

李延壽以北為正，是指他以北魏、西魏、北周、隋為正。北魏分裂為東魏與西魏，接續東魏的是北齊，接續西魏的是北周，北周滅北齊，隋又代北周而起，唐代隋而興。故尊北抑南的以北為正思想中，又包括尊周抑齊的以西為正觀念。魏收站在北齊立場上，以東魏為正。魏澹作為隋朝史臣編撰魏史，自然以西魏為正。李延壽立足于唐“受禪于隋”的大一統思想，編撰南北朝史時必以北魏、西魏、北周、隋為正。王鳴盛言：“李延壽意以北周為正，北齊為偽，蓋唐承隋，隋承周故也?！?6

雖有這樣的政治立場和正統觀念，但在編撰的具體落實上，采取什么樣的體例結構，則需尋求新的借鑒?；驈囊酝窌幾胫屑橙〗涷?，或另辟蹊徑，獨自創作。事實是，李延壽同他父親一樣，看到《吳越春秋》“內吳外越”的體例對于南北朝史編撰中南北關系處理具有獨到的價值和借鑒意義。他們以北為正的南北關系認識，正與《吳越春秋》“內吳外越”的內外主從體例形式相契合。故李延壽同樣按照“內北外南”的布局形式編排南北朝史事，也就有了《北史》與《南史》的編撰?！侗笔贰ば騻鳌访鞔_言：“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边@里只提“擬司馬遷《史記》”,并沒有明確交待他亦“擬《吳越春秋》”,或是為了突出他遵循了當時統治者以紀傳體修正史的正宗做法，這樣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實際上，他借敘述其父李大師修史設想而作了隱形交待。所以說，李延壽既以《史記》紀傳體為體裁，又借鑒、吸收了《吳越春秋》的體例思想，兩方面的“擬”,才造就了《南史》《北史》,實現了南北朝史編撰的新發展、新突破。

第二，通觀全局，總攬南北，實現了“以備南北”的著述之志。

《南史》《北史》一概取消了“索虜”和“島夷”的錯誤稱謂，這種不再強調華夷界限的做法，不僅是魏晉南北朝以來我國各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展的反映，更是唐代在政治上天下一家的統一局面的反映。二史也沒有了詳本國而略他國的敘事通病，秉持直書其事的實錄精神，修正原有南北朝史撰述中存在的曲筆和回護。對此，瞿林東指出：“南北朝時期人們作史，因多所避諱而成曲筆者甚多，《南、北史》則因避諱較少、照實直書而基本上改變了這種情況?！?7這樣的改變，“固然是由于李延壽撰寫前代歷史，與前人相比，顧忌較少有關，但也與他通觀全局、總攬南北的著述思想分不開?！?8

李延壽在南北關系處理上有主次之分，但沒有內外之別，書鄰國之事與本國之事均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沒有嚴格的王朝政權界限。趙翼批評《南史》《北史》沒有“別內外”而使南北“殊無界限”69,恰恰反映出李延壽筆下的南北關系并非內外的性質之別，而只是一種具有正統觀念的主次之分。不僅如此，在大一統和天下一家觀念主導下，李延壽又能夠超越這種正統觀念下的主次之別，使得南北統一于整個南北朝歷史系統成為他編撰思想的旨趣。

李延壽在《北史》卷九三《僭偽附庸列傳》序中明確寫道：“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段簳访粛u夷，列之于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薄赌鲜贰贰侗笔贰贰耙阅媳睂χ糯媪艘酝窌械娜A夷對立，故于八代皇朝均立本紀”70?！侗笔贰ば騻鳌穼Υ艘灿姓f明，即從北魏到隋之北朝“為本紀十二卷”,南朝宋至陳“為本紀十卷”。從立帝紀這一體例來看，李延壽對南北朝確實做到了同等看待，體現出天下一家的統一思想。他不僅“反對南、北互斥對方為‘虜’為‘島夷’,也反對將十六國政權列為‘四夷’的觀點，表明他認識到了南朝的歷史，北朝的歷史，還有少數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權的歷史，都是中國的歷史，共同組成為一個整體?！?1這是李延壽統一觀的重要體現。

南北兼書在帝紀體例編排上體現的也很明顯。對此，趙翼指出：“《南》《北》二史，則更為周密?！赌鲜贰凡晃┘鏁菏?，凡燕、涼等國興廢亦書。如宋永初元年書是歲西涼亡，景平元年書是歲魏明元帝崩之類是也。又兼記鄰國年號，使閱史者一覽了然。如宋元嘉二年書是歲魏神■元年之類是也?！侗笔贰芬嗉嬗浤铣?。如魏泰常五年晉恭帝禪位于宋之類。至于高齊紀則兼書南朝而并及后周之事，如天保七年書魏恭帝遜位于周，八年書梁主遜位于陳之類。周紀亦兼書南朝而并及北齊之事，如明帝元年書梁敬帝遜位于陳，武成元年書齊文宣帝殂之類。他如燕、涼等國之興滅，亦一一附書。此又《南》《北史》體例也?！?2雖然李延壽有以西魏為正的正統觀念，但他在撰《北史》時“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為東魏孝靜帝立本紀，在東西魏史事書寫上顯得更加客觀、公允。二史之間又用互見的敘事方法相聯系、相貫通。諸如《北史》列傳中往往有“《南史》有傳”,《南史》列傳中亦?？吹健啊侗笔贰酚袀鳌敝惖幕ヒ娊淮?。

李延壽在編纂上確實視《南史》與《北史》為一個整體。雖然他把《南史》與《北史》分為二書，但分中有合73。后來有不少史家干脆把《南史》《北史》看作一書。劉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說：“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宋，終于陳，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薄杜f唐書·李延壽傳》也說：“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一百八十卷，頗行于代?！薄锻ㄖ尽に囄穆浴访鞔_把《南史》《北史》列入“通史”類。清代紀昀等人在為《北史》寫的提要中直接提出：“南北史雖曰二書，實通為一家之著述?！闭聦W誠在《文史通義·釋通》中也指出：“李氏《南、北史》,薛、歐《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边@都是看到和突出了《南史》《北史》的“合”。正如學者所言，“李延壽承繼其先父的遺志，繼續發展為李延壽完整的南北統一觀主導下徹底將南北兩地各朝的斷代史融會為統一體例的紀傳體的通史，把多元的分裂性的史書，改為一元的通史，雖仍以南、北史名之，而已形成了合二而一了?！?4

《南史》《北史》雖為二書，在體例上各成體系，但這兩體系間相互照應，互相聯系，而非相互獨立平行；不僅形成了南朝歷史系統和北朝歷史系統75,還將這兩大歷史系統統一起來，視其為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統一思想在李延壽歷史編纂上的反映，也是他繼承其父“以備南北”著述之志的體現，是他“擬司馬遷《史記》”和“擬《吳越春秋》”的結果?？梢哉f，通觀全局、總攬南北，是李延壽在大一統和天下一家觀念形勢下，繼承其父李大師“以備南北”的著述之志，在體例和敘事上所做的重大突破。

綜上所述，李延壽編撰完成《南史》《北史》,有時代和自身奮斗因素，更離不開對李大師“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的修史設想及蘊含的編撰思想的繼承與發展。這使得李延壽在南北朝歷史編撰上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在南北關系處理上既有以北為正的正統觀念，更能跳出正統觀念而作南北貫通的編排，真正實現了“以備南北”的著述之志。從這一點來看，《新唐書》贊其“以史學稱當世”76,章學誠稱其為“良史”77,確為實論。

注釋

1其實,除了《隋書·經籍志二》所載的這三部《吳越春秋》類著作,唐初以前還有東漢趙歧《吳越春秋》、張遐《吳越春秋外紀》等多部(參見陳橋驛《〈吳越春秋〉及其記載的吳越史料》,《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周生春《今本〈吳越春秋〉版本淵源考》,《文獻》1996年第2期),但這些均不見于《隋書》《舊唐書》《新唐書》中,說明它們至少在隋唐時當已散佚,很大程度上不會是李大師所擬的《吳越春秋》,故本文對其不作討論。

2《后漢書》卷79下,《儒林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575頁。

3《晉書》卷68,《賀循傳》附《楊方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31頁。

4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5,《經籍考二十二》引,中華書局2010年點校本,第5654頁。

5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7,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79頁。

6參見曹林娣《關于〈吳越春秋〉的作者及成書年代》,《西北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周生春《今本〈吳越春秋〉版本淵源考》,《文獻》1996年第2期。

7倉修良:《〈吳越春秋輯校匯考〉序》,《浙江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8《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亦列入“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二》將之列入“別史類”、《宋史·藝文志三》則將之列入“霸史類”,《四庫全書總目》又歸入“史部·載記類”。

9倉修良:《〈吳越春秋輯校匯考〉序》,《浙江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周生春:《今本〈吳越春秋〉版本淵源考》,《文獻》1996年第2期;鄭先興:《〈吳越春秋〉的史學思想》,《南都學壇》2013年第1期;夏德靠:《論〈吳越春秋〉的生成及其“傳體”改造》,《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

10梁宗華:《現行十卷本〈吳越春秋〉考識》,《東岳論叢》1988年第1期;林小云:《〈吳越春秋〉研究》,福建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6月;張覺:《吳越春秋校注》,岳麓書社2006年版,第16頁;許殿才:《〈吳越春秋〉說略》,《史學史研究》2007年第1期;喬云峰:《論〈吳越春秋〉的史學價值》,《懷化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11參見楊博《裁繁御簡:〈系年〉所見戰國史書的編纂》,《歷史研究》2017年第3期。

12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32頁。

13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6,《雜史類·吳越春秋》,孫猛校證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頁。

14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26,《史部十二·載紀類·吳越春秋六卷》,黃曙輝、印曉峰標校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頁。

15曹林娣:《〈吳越春秋〉二題》,《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梁宗華:《現行十卷本〈吳越春秋〉考識》,《東岳論叢》1988年第1期;金其禎:《試解〈吳越春秋〉的“不可曉”之謎》,《史學月刊》2000年第6期;夏德靠:《論〈吳越春秋〉的生成及其“傳體”改造》,《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曾淑珍:《〈吳越春秋〉論》,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6月;等等。

16許殿才:《〈吳越春秋〉說略》,《史學史研究》2007年第1期;林小云:《〈吳越春秋〉與漢代今文經學》,《華僑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17《史記》卷4,《周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12頁。

18許殿才:《〈吳越春秋〉說略》,《史學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9張覺:《吳越春秋校證注疏》(增訂本),岳麓書社2019年版,第28頁。

20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觀德》,鐘哲點校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75頁。

21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268頁。

22《漢書》卷56,《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523-2524頁。

23金其禎:《試解〈吳越春秋〉的“不可曉”之謎》,《史學月刊》2000年第6期。

24曹林娣:《〈吳越春秋〉二題》,《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

25許殿才:《〈吳越春秋〉說略》,《史學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6呂冠南:《〈韓詩內傳〉性質問題新論——兼談先唐古籍劃分內外之通例》,《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

27鄭先興:《〈吳越春秋〉的史學思想》,《南都學壇》2013年第1期。

28葉建華:《浙江史學探源——論〈越絕書〉〈吳越春秋〉的文化意義》,《浙江學刊》1989年第1期。

29《資治通鑒》卷69,《魏紀一》“黃初二年”條,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186頁。

30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14-115頁。

31汪高鑫:《魏晉南北朝史學的正統之辨》,《鄭州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32汪高鑫:《魏晉南北朝史學的正統之辨》,《鄭州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33張子俠:《唐修八史散論》,《淮北煤師院學報》2001年第6期。

34劉浦江在《南北朝的歷史遺產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文史》2013年第2輯)一文中指出,無論隋還是唐,都以北朝正統論為主流意識形態,其基本立場是尊北而抑南。

35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第114頁。

36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第115頁。

37高國抗:《一部傾向統一的正史—唐李延壽的〈南史〉〈北史〉》,《暨南學報》1989年第1期。

38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第116頁。

39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事》,第117頁。

40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65,《梁紀二十一》“承圣三年”條,第5112頁。

41《北齊書》卷37,《魏收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489頁。

42《隋書》卷58《魏澹傳》載曰“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回避”,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418頁。

43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頁。

44謝保成:《傾向統一不是〈南史〉〈北史〉的主題》,《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45瞿林東:《〈南史〉〈北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頁。

46《新唐書》卷102,《李延壽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985頁。

47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2,《經籍考十九》引,第5582頁。

48《北史》出版說明,載《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

49謝保成:《傾向統一不是〈南史〉〈北史〉的主題》,《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50高敏在《南北史考索·自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中概括為四個方面的原因,多側重于服務李唐政治之需。

51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第116頁。

52趙翼:《廿二史劄記》卷9,《〈梁書〉悉據國史立傳》,王樹民校證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03頁。

53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第115頁。

54張峰:《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頁。

55張峰:《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第224頁。

56趙翼:《陔余叢考》卷7,《周書》,第142頁。

57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第116-117頁。

58陳其泰:《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65頁。

59司馬光:《與劉道原書》,見《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第五冊)卷62,《書啟五》,李之亮箋注本,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79頁。

60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61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54,《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二·北為正》,黃曙輝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44頁。

62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54,《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二·北為正》,第644頁。

63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55,《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三·大舉北侵》,第683頁。

64《北史》卷93,《僭偽附庸列傳》后論,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100頁。

65《北史》卷93,《僭偽附庸列傳》后論,第3100頁。

66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55,《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三·北周為正》,692頁。

67瞿林東:《〈南史〉〈北史〉散論》,《史學月刊》1981年第1期。

68瞿林東:《〈南史〉〈北史〉散論》,《史學月刊》1981年第1期。

69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第117頁。

70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頁。

71高國抗:《一部傾向統一的正史—唐李延壽的〈南史〉〈北史〉》,《暨南學報》1989年第1期。

72趙翼:《陔余叢考》卷6,《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第115-116頁。

73張子俠:《唐修八史散論》,《淮北煤師院學報》2001年第6期。

74穆德全:《唐初河北史家李延壽的南北統一觀及其〈南史〉和〈北史〉的修撰》,《河北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

75李憑:《〈北史〉中的宗族與北朝歷史系統——兼論中華文明長存不衰的歷史原因》,《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

76《新唐書》卷102,《令狐德棻傳》,第3984頁。

77章學誠:《文史通義》卷4,《釋通》,葉瑛校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