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妮絲·赫勒關于歷史普遍發展問題的思考

摘    要：歷史的普遍發展觀是一切歷史哲學的共同話題。赫勒在闡釋歷史發展的本體論思想時提出，歷史發展與歷史規律緊密相關，強調以歷史進步論為前進方向的發展。人們一旦意識到歷史按照某種規律運動發展，歷史哲學對歷史的解釋就起到規范、制約和啟示的作用，從而使人們從一種自在的狀態上升到一種自為的狀態。普遍發展是規律式的發展，歷史哲學以大寫的歷史為中心，大寫的歷史是一種整體性的歷史，那么歷史具有規律的發展過程也是一種整體性的發展過程。

關鍵詞:阿格妮絲赫勒;歷史普遍發展;歷史哲學;

Agnes Heller's Thoughts on the Universal Development of History

ZHANG Ting

School of Maxism Studies, Be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development of history is a common topic of all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explaining the ontological though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eller proposed tha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laws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was emphasized a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nce people realize that history develop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with historical philosophy would play a role of standardization, restriction and enlightenment, enabling people to rise from a state of freedom to a state of self-action. Universal development is a regular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centers on the capitalized History. Given that History is a holist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with regularity is also a holistic process.

Keyword：Agnes Heller; universal development of history; philosophy of history;

在歷史哲學產生之前，歷史普遍性問題早已被哲學家或歷史學家審視過，他們考察的重點是以特殊文明或政治體為基礎的普遍歷史。歷史哲學產生后，歷史變成大寫歷史，歷史普遍性問題更加聚焦于大寫歷史圖式中的發展趨勢。目前學界從歷史哲學角度對歷史普遍性的研究，集中于馬克思文本中的歷史規律、歷史進步論、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等問題域。作為喬治·盧卡奇引領的布達佩斯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阿格妮絲·赫勒（Agnes Heller）特別關注歷史普遍性問題。深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影響，赫勒展開與馬克思的“對話”。本文以赫勒歷史普遍發展問題為切入點展開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對赫勒的認識；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深化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不斷推動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赫勒自20世紀80年代引介至中國，起初其名字多次出現在國內盧卡奇研究的譯作和論文當中，隨后有關赫勒形式民主、道德哲學、本能需要、歷史理論等著作被片段翻譯成中文。經過國內40余年的研究，赫勒的美學、日常生活、現代性、歷史哲學、道德哲學等理論備受國內學界關注。歷史哲學作為赫勒重要理論內容之一，學界更多關注其現代性批判、歷史哲學的后現代轉向、歷史發展與人的境況等相關問題。本文在此基礎上，將以馬克思科學的唯物史觀為指導，進一步研究赫勒歷史哲學中的歷史普遍發展觀，探尋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促進科學歷史觀的形成。赫勒通過深入分析歷史哲學，發現歷史哲學家有關大寫歷史的研究形成多種觀點，但“歷史普遍發展”成為共識性問題。赫勒認為，歷史哲學把大寫歷史建構為一個不能被人類個別事件和結構所裁剪的“單位”，它把人類一切事件和結構歸納為一個連續的發展鏈條。這一“單位”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但內在于這個“單位”的邏輯不能被解構。個別事件和結構屬于歷史發展鏈條上的不同要素，在時間序列中作為歷史存在的一部分而存在。各個事件和結構相互矛盾，相互斗爭，但是它們生機勃勃地構成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同樣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又促進了各個事件和結構間的豐富性。從赫勒的闡釋可以看到，各個事件看似具有相互獨立性，但無時無刻不處于一個普遍發展得連續鏈條之中。個別事件只有置于普遍發展的歷史中才能得以合理地認識和把握。關注并透析歷史普遍性問題，才有助于深入把握各個歷史事件與大寫歷史，即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

一、歷史發展的趨勢

赫勒比較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等歷史哲學思想后，發現所有歷史哲學對歷史存在的意義的回答千差萬變，但歷史具有一種普遍發展的趨勢是一切歷史哲學共時性認識。歷史哲學面對時代需要，都不約而同地把發展趨勢當作一種本體論問題進行討論。然而從這種本體論研究視角出發，歷史發展的趨勢便不能理解為事實性的趨勢，而是脫離經驗存在的理性認識。歷史發展趨勢是否需要與哪些客觀化的“歷史時刻”相對應，反而變成了次要性問題。在所有歷史哲學家當中，馬克思是為數不多的能夠把歷史發展趨勢與客觀化“歷史時刻”進行一一對應的先驅者。馬克思認為歷史發展經歷了由低到高的過程，與之對應的時代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對歷史的認識，為人類提供一幅歷史藍圖。但就歷史如何發展而言，不同哲學家有不同的觀點。發展趨勢是所有歷史哲學所具有的普遍共性存在，赫勒對此卻進一步做了類型學上的劃分，把歷史的發展趨勢再一次劃分三種理論形式：進步型、退步型和永恒重復型。這種類型學劃分不會命名某種特殊的歷史哲學，而是為了說明某些共同的基本趨勢。

必須提及的是，赫勒的這種劃分與她對自由的把握不無關系。從“自由”這一前提出發，赫勒認為自由是現代性的共同價值和理念，是一切歷史哲學的共同價值和理念，但自由在歷史哲學中被視為最高的價值，甚至幸福的理念都需要服從于自由這一價值維度，或者最多達到與自由價值的等同。根據自由的價值，“進步都被視為自由的增長，退步是自由的減少，永恒重復被視為同樣量的自由或不自由，或者在自由的增加或減少上的永恒重復?！盵1]235

在自由的維度下，歷史發展趨勢被劃分為進步、退步或永恒重復三種形式。首先，進步理論是這樣一種形式，它把大寫的歷史視為一個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逐漸發展的連續性過程。歷史之當下為邁向高級或更高級的歷史之未來的轉折點，被稱呼為“此地就是時機”或“此時就是時機”[1]235。當下的一切活動一方面理解為歷史進步之結果，一方面以進步為衡量歷史發展的價值標準，承擔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將要到來的時代，積極努力地調動人們所能施展的全部能量?？档?、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布洛赫、盧卡奇和薩特是持歷史發展進步論的典型代表，“除了他們都強調大寫的歷史中的進步……，自由的闡釋在不同的哲學中的不同是完全不同和獨立的問題?！盵1]237赫勒認為他們的歷史哲學思想幾乎很少存在共同點，但都把大寫歷史看成朝向自由國度發展的過程。

其次，與進步理論相反，退步理論強調大寫歷史是一個由高級階段向低級階段逐漸發展的連續性過程。赫勒沒有展開闡釋海德格爾和浪漫主義對歷史發展趨勢的認識，但把二者視為歷史退步理論的典型代表。按照退步理論，歷史當下的社會發展意味著自由的不斷減少，它的一切活動不僅不能帶來美好的未來生活，反而預示著人類的自我毀滅?！按说亍迸c“此時”不能轉化為人類自由的增加，卻表征了人類失去任何自由的未來可能性。赫勒指出通常所謂的原始社會，被退步理論稱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最高級階段，即黃金時代；中世紀或資本主義社會則被概念化為歷史衰落的開端。

第三，永恒重復性理論，赫勒認為湯因比、列維-斯特勞斯和弗洛伊德都把歷史發展看成一種永恒重復式的過程。按照這種理念，大寫的歷史被理解為同一發展序列的重復。在自由的維度上，歷史發展既沒表現為自由的增加，也沒表現為自由的減少。自由或不自由以相同的方式不斷重復輪回。歷史一遍遍地進行重復式運動，那么這種不增不減的重復就接近于歷史的退步理論，赫勒對此沒有表示反對。赫勒認為尤其在我們這個世紀，歷史永恒重復與歷史的退步可以等量齊觀。

赫勒把進步、退步和永恒重復作為歷史發展趨勢的三種類型，就此呈現了歷史運動的三種不同朝向，使人們認識到歷史哲學中有關歷史發展趨勢的探討。值得注意的是，赫勒的這種類型學劃分是在她架構歷史發展模式中得以完整的。赫勒指出，不管歷史各個階段被定義為“較高級的”或“較低級的”，“不夠高級的”或“更高級的”，與歷史哲學如何把大寫歷史安排進歷史發展的連續鏈條有關，“這種安排或重新安排可以遵循機械的或有機，或辯證的模式”[1]238。機械的和有機的安排在歷史編纂學內部也能進行，但辯證的模式只存在于歷史哲學之內。

為了更好地認識歷史發展的三種趨勢，有必要聯系赫勒的歷史發展模式理論來進行分析。就發展的機械概念而言，赫勒認為這種模式是以可量化的社會數據為基礎的，數據與數據之間的比較使得人們沿著“更多”或“更少”的路線度量歷史發展趨勢。根據這些數據實際規模的“大”“小”，歷史如何發展得以安排，諸如人口密度、人均產量，或科學知識等。人口密度的增加，人均產量的增加或科學知識的增加評定了歷史的進步性，反之則意味著歷史的退步，“如果這種安排僅僅以一種因素的比較為基礎，它就是一種簡單的運作”[1]239。赫勒指出，所謂機械源于這些因素中的一種作為衡量歷史或進步或退步發展的主要指標。這些因素一旦整合在一起，很容易產生導向迷惑或無法克服的自我矛盾。比如，人口密度的減少、人均產值的增加可以與人口的減少同時進行。一個較大社會并不總比較小的社會生產更多的物品和更多的知識。甚至歷史哲學最高價值之自由理念，遠非與其他種類的增長成正比例。歷史哲學依據這種模式安排歷史，在赫勒看來，這種理論自身的不完善性，價值在于讓人們更清楚地發現歷史進步或退步的“獨立變量”。

相比于發展的機械概念，歷史發展的有機模式不單憑數據“大”“小”為基礎，它的基礎是數據的內在結構。哲學家通過結構間的比較，促使歷史沿著“簡單”和“復雜”，或“不成熟”和“成熟”的方式進行發展。赫勒舉例說，歷史的開端可以與嬰兒和兒童進行比較，隨之是青少年社會，以及后來的成人社會。這種模式表達出“社會肌體‘增長的復雜性’”[1]239，克服了機械模式中獨立變量的自我矛盾。機械模式的問題在于，一個因素的增長并不必然地說明歷史總體性上的“更高”。有機模式從整體上規避機械模式的單一線條，但赫勒明確指出，有機模式也不是完善的理論的觀點。有機模式美中不足的是，這種結構的復雜性解釋了歷史的發展過程，卻不能使自由的增長得以充分證明。

一種過于單一的模式，一種過于復雜的模式，對赫勒而言都不是衡量歷史發展的最佳模式，赫勒在此基礎上綜合二者的優缺點，提出歷史發展的第三種模式，即發展的辯證概念。發展的辯證概念是赫勒審視歷史發展趨勢中獨特的研究視角，作為機械的和有機的綜合，它的特征既包含了對數據“大”“小”的衡量，又包含了對結構“簡單”“復雜”的衡量。赫勒認為辯證理論，在解釋歷史發展趨勢時，能夠說明歷史在一方面的增長和另一方面的減少，并且看到增長和停滯之間的不一致和矛盾。按照發展的辯證概念，歷史進步或退步都是一個矛盾的過程，這一過程必須被理解為有條件的。條件不一定被歷史哲學直接表述出來，但歷史哲學提出了內置其中，在未來必將被滿足的條件。赫勒借用孔多塞的觀點加以說明，“知識的進步和自由不可分割”[1]241?？锥嗳m然沒有明確指明歷史進步的必要條件，但對他而言用知識進步衡量歷史進步，其代價是自由的喪失。

赫勒從辯證角度分析歷史發展趨勢，把歷史“整體”肢解為各種因素的拼貼，體現了她后現代主義碎片化的歷史觀。李西祥[2]6同樣認為：“在對歷史發展規律的論述中，赫勒較為明確地表達了辯證法思想?！痹跉v史哲學內部，歷史發展作為一種普遍共性特征，赫勒從三種趨勢到三種模式的分析，使人們認識到歷史發展并非一個簡單的過程，呈現了歷史發展或進步或退步的復雜性。相較于馬克思的歷史分析法，赫勒只是總結歷史哲學家有關歷史普遍性發展的幾種趨勢，但卻沒有闡明現代性社會以來歷史普遍發的一般趨勢。盡管赫勒和馬克思一樣更加注重辯證理論在歷史普遍發展中的作用，但并沒能像馬克思一樣明確透析到歷史普遍發展的本質，即歷史運動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李西祥[2]6認為赫勒因為拒絕一切本體論，所以反對的是進步的本體論，但事實上，赫勒對現實歷史的具體走向并未有清晰地表達。馬克思在對比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中，明確指明歷史發展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這一進步包含物質和精神的同步性。顯然，馬克思通過分析人類歷史，為人類歷史普遍發展提供現實啟示，同時也為人類歷史由理論走向現實提供現實路徑，而赫勒只是局限在理論本身談歷史，缺少對現實歷史的關注。

二、歷史發展的指標

赫勒在談歷史發展時，始終以自由理念衡量歷史進步、退步或重復式運動。赫勒用自由理念衡量歷史發展，體現了她對歷史哲學的一種概括。赫勒為什么把自由作為衡量歷史發展的標準，自由能否作為衡量歷史發展的標準，這里涉及到一個關鍵性問題，即歷史發展的指標。

赫勒認為不管機械的發展概念，還是有機的發展概念，或是辯證的概念，都可歸結為指標性問題。大寫的歷史在一個或另一個方向上“展開的”理論，都能夠通過一個或幾個指標完成安排文化和社會的任務。同一個指標也可以應用到一切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歷史就是根據指標，使人們得出一個社會是否比另一個社會更發達，或更落后。不同指標闡釋出歷史發展的不同方向，同一指標也可能使歷史發展產生不同的效果。赫勒視社會中的一切現象都可作為衡量歷史發展的指標，但實際操作中她認為只有有限的幾個指標完成了這一任務。赫勒解釋道，歷史哲學所使用的指標最終可歸結為兩個，即“某種知識和某種自由”[1]241。在二者當中，赫勒更重視自由這一重要指標，她把自由看作歷史哲學的最高價值，歷史哲學正是在自由這一維度上導出歷史發展趨勢。

赫勒以自由為歷史發展的指標，對自由的肯定和維護，一方面闡明歷史哲學研究歷史過程中的一種終極追求，另一方面表現出對黑格爾絕對精神運動的繼承。赫勒用自由置換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對自由的強調好比黑格爾對絕對精神的強調。黑格爾把絕對精神作為一切事物發展的最高準則，把表象看成絕對精神的外化，對赫勒的啟發在于，抽去黑格爾的內在精神原則，把自由作為歷史哲學的最高價值準則，把外在表象看成自由的外化。歷史哲學以自由為原則、理念和指標，對自由的運用，使其外化為工業、精英、平等、語言、環境等多種表象形式。赫勒[1]237認為：“如果工業被視作自由的倉庫，工業化的發展就將被視作進步。如果工業被理解為非自由的倉庫，工業化的發展就將被從退步的方面來理解?！蓖瑯尤绻杂杀焕斫鉃樗腥说钠降?，那些能夠保證人們平等的時期將被作為歷史進步頂峰時期；如果自由被定位在人類的意志中，就無所謂進步或退步，因為在人們的意志中或永遠都是自由的，或永遠都是不自由的。赫勒對自由的把握，使歷史哲學借由這一指標判斷了歷史發展趨勢。赫勒也明確地意識到，她視自由為判斷歷史發展趨勢的最高指標，但這一指標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立場不同、視角不同，觀點的不一致也就在所難免。以工業為例，從一種立場看，生產的增長帶動人類物質生活的富足和多樣化，那么生產就可以看成歷史進步的指標。但從另一種立場看，生產的增長，工業化的普及，對人類穩定生活、傳統文化、自由造成的破壞，不失為歷史退步的表現。

哪種指標能夠“真實的”判斷歷史發展趨勢，在赫勒看來，“真實的”的指標依賴于“真實的”價值，“如果存在幾種真實價值，也存在著幾種進步的‘真實’指標”[1]242。真實的指標是對真實價值的回應，如果存在幾種真實價值，那么也存在幾種真實的指標，來確立歷史發展的幾種趨勢。但是赫勒堅定地認為，任何歷史哲學都不能對什么是真實的價值、真實的指標，提供滿意的答案。若想得到滿意的答案，歷史哲學需要經過一種近似乎“關于上帝的本體論證明”，然而當歷史哲學努力做出關于歷史發展的本體論證明時，又遭遇了重重困難。這一困難，赫勒認為它是歷史哲學中的二律背反，歷史哲學設定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產物，結論卻使得歷史與人發生疏離，并且把歷史看成獨立于人之外的對象物，就像自然科學家看待自然一樣。赫勒對歷史哲學的這種認識，與馬克思對人類異化勞動的分析有異曲同工之處，“勞動所產生的對象，即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3]51。馬克思的異化勞動陳述了一種社會事實，勞動是人類創作價值財富的源泉，然而勞動卻使勞動者與勞動產品、勞動本身、類存在、人發生異化。赫勒把馬克思論述人類異化的方法，運用到歷史哲學本身，盡管赫勒多次從后現代角度解構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但從方法論上看，赫勒有意無意地秉承了馬克思的研究理路。這一方法簡而言之，就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再到盧卡奇，始終堅守辯證歷史觀。赫勒認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正如黑格爾等德國古典歷史哲學，是一種思辨的歷史哲學，在辯證的邏輯中進行圓周運動。但馬克思[4]730明確指出：“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瘪R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明確提出自己的歷史觀不能簡單地與歷史哲學相提并論。顯然，赫勒在探討歷史普遍發現問題時，缺少了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把握，更多關注了黑格爾思辨的歷史哲學。

赫勒辯證地解釋道，歷史哲學把人類行動設定為歷史發展的起因，最終把歷史視作人之外的對象物，這種二律背反只有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得以克服。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理念，使得歷史發展與世界精神朝向主客同一的發展，自由作為歷史進步的指標，表達了實體自身向人類主體展開的過程，從而溶解了歷史與人的分離。黑格爾歷史哲學克服了歷史與人的異化，但赫勒還是指明黑格爾歷史哲學中存在的問題。黑格爾之所以化解了人與歷史的疏離，完全在于黑格爾的歷史認識是超越當下意志的，超越現實生活的體系?；貧w現實本身，赫勒認為除黑格爾外沒有歷史哲學能愿意付出同樣的代價，對于大多數哲學家而言，他們不能消除主體與實體之間的矛盾。趙海峰[5]5指出：“赫勒這種歷史觀不同于黑格爾的目的論歷史觀和歷史理性主義，而是在偶然性基礎上的歷史觀。它有幾個特點：它是非決定的、非絕對化的?！睂绽斩?，主體的主觀性影響對歷史發展指標的選擇，從而導致被選擇出來的指標，看似一個衡量歷史發展的客觀標準，實則包含了主體的主觀傾向性，但結論卻視指標為不依賴于主體的獨立變量，使實體與主體相分離。顯然，這里赫勒再一次忽略了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的分析。馬克思從現實的歷史與現實的人相互作用中看到，實踐作為連接歷史與人的橋梁，歷史與人并非是簡單的分離狀態，歷史也并不會因為人的存在變成主觀產物，歷史本身的客觀性是人活動的前提。馬克思[3]147指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睔v史是現實的人的歷史，人是現實歷史中的人，歷史與人可以通過實踐相互融合。在實踐的過程中，歷史隨著人活動的完結變為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不會因為人的意志發生變化，反而為人探尋歷史規律，總結歷史經驗提供基本依據，以更好服務人類活動。歷史與人并非簡單的分離，歷史與人在現實的活動走向同一。能否找到歷史普遍發展的指標，不可一蹴而就，但歷史本身的客觀性為人類尋找歷史普遍發展的指標提供基本史料。

歷史哲學中不可攻克的矛盾，致使赫勒認為歷史發展趨勢也借由發展的辯證理論，被視為一個矛盾性的存在，“發展的辯證概念是機械的和有機的概念的綜合，其最大特點就是將進步視為矛盾的過程?！盵6]27因此，赫勒的結論是歷史進步或退步應該被闡釋為矛盾的過程，按照發展的辯證概念，歷史發展的指標至少有兩個。其中一個充當解釋原則起決定性作用，另一個充當人類意志的規范-實踐理念。由此，這就回答了赫勒為什么把自由作為歷史哲學的最高價值，充當歷史發展的解釋原則，決定歷史發展趨勢。赫勒強調歷史發展的指標至少兩個，而她只根據解釋原則指出一個，具有一定自相矛盾。不過赫勒從發展的指標角度解釋歷史的普遍性，說明作為具有普遍發展性的歷史運動并非一種盲目的、機械的、抽象的過程。

但關于歷史如何發展，赫勒卻具有明顯的局限，盡管赫勒強調歷史發展指標是衡量歷史進步或退步的重要標準，但對于現代社會之下的歷史發展過程并沒有做出合理解釋，這就為歷史發展的虛無化留有空間?；蛟S在赫勒看來，歷史的發展過程作為一個矛盾統一體，歷史并非一個簡單進步或退步的過程。一方面赫勒把自由作為衡量歷史普遍發展的重要指標，另一方面赫勒又強調歷史發展的復雜性，顯然陷入自相矛盾。首先，自由在何種程度可以解釋歷史普遍發展，赫勒并沒有詳細地給予回答，盡管赫勒并非自由主義者，但這不免存在為自由主義代言之疑，產生誤解。其次縱觀整個人類歷史，人類歷史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矛盾運動中，走向更高級的階段，不斷進步。正如馬克思[7]3所言：“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眱H從自由本身看待歷史的普遍發展，赫勒忽視了歷史存在及其發展的基本問題。唯物史觀深刻地闡明，社會存在作為社會生活物質方面的內容，所包含的自然地理環境、人口因素、物質生產方式等要素是構成歷史發展的前提。物質生產方式是根基，是決定歷史能否向前發展的關鍵性力量。赫勒局限于歷史理論本身看待歷史的普遍運動過程，顯然缺少對現實歷史的關注，其觀點不免為一種思辨的歷史哲學。赫勒試圖建構一種不同于黑格爾式的歷史哲學，但由于缺少歷史唯物主義高度，結果不自知地落入思辨的抽象的邏輯的窠臼。

三、歷史發展的承擔者

赫勒在解釋歷史發展的指標過程中，看到歷史哲學內部主客體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就歷史主體自身而言，赫勒認為人是世界歷史主體，人類是歷史發展的承擔者，人是促使歷史運動的第一因。對赫勒而言，歷史始終是人的歷史，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因而人類在歷史中的主導地位，牢固不可動搖。馬克思把作為有生命的人看成全部歷史形成的前提，并特意指明，這里所說的人不是作為具有生物本能的人，而是一種具有社會屬性的人。

盡管赫勒本人沒有直接表明繼承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人學思想，但從赫勒對歷史主體的描述，可以看出她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人學思想的運用。赫勒在談論歷史哲學時多次解構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可事實上，她的一些觀點和研究方法都隱含了馬克思的治學理念。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大篇幅地通過對人本身的討論進行歷史分析。赫勒繼承馬克思的人學觀點，但不同于馬克思的是，她沒有過多地討論一種類存在的人，重點在于分析人是如何推動歷史發展的。人作為歷史發展的承擔者，人的主體性承擔了歷史發展的重負。赫勒把這種主體稱之為“世界歷史的主體”，并指出主體通過意志，或通過實踐等手段創造歷史，因而主體又可劃分為個體主體和集體主體，“世界歷史主體或主體們可以被視作個體主體或集體主體”[1]262。在赫勒理論框架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人學思想變成集體主體中的一部分。

赫勒對歷史發展承擔者的闡述，一方面使讀者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歷史哲學的內在規定，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獨特認識。為了更好地把握赫勒這一思想，首先需要了解下她所謂的“個體主體”，赫勒對個體主體分門別類地進行了論述，不過個體主體并非作為一個獨立的變量推動歷史運動，個體主體與集體主體共同構成歷史發展的推動者。赫勒把個體主體等同于“偉大的個性”，偉大的個性具體而言，可以體現為客觀化、制度或行為等方面，歷史哲學普遍地把政治領域表征為“偉大個性”。政治行為決定歷史事件，因此世界歷史主體與歷史上最有力的強者同一，強者作為歷史發展的代理人，給予歷史新的轉折。強者也即歷史上偉大的征服者或政治家，赫勒認為亞歷山大大帝、尤里烏斯·凱撒、奧古斯都·凱撒和拿破侖等都屬于這一范疇。強者的個體性促使歷史變遷，赫勒對此概括為“英雄崇拜”式的哲學。在歷史哲學范式內，并不是所有的“英雄崇拜”都根植于個體主體概念中，英雄排除了藝術和文學上的天才，更多的與政治力量勾連?！坝⑿邸卑凑漳岵捎^點，就是能夠超越蕓蕓眾生，拯救歷史充實而偉大的人。赫勒以尼采的超人哲學，概括了這種“英雄崇拜”。

政治性的個體性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在現代性以前被視為普遍的決定性力量，但赫勒以現代性為分界線，指出現代性使人類歷史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歷史哲學有關歷史個體主體的界定也出現了明顯分化?，F代性帶來自由和民主，自由和民主的時代不能伴隨政治家和戰士，取而代之的是偉大的自然科學家。波普爾、列維-斯特勞斯等哲學家與赫勒不謀而合地指出，伽利略和牛頓以科技為手段，成為歷史發展的承擔者，從而使科學的神廟變成歷史上全新的萬神廟。歷史發展的軌跡，借由科學的生產方式、管理模式和社會結構，得以改變。隨著時代的變化，科學家取代政治家，變成推動歷史發展的主導力量，但不管是政治家還是科學家，他們都以個體為獨立變量改變歷史運行軌跡。趙海峰等人指出赫勒從歷史偶然性角度拒斥權威個體，“思辨哲學的歷史觀是決定論的:要么是必然性或上帝主宰的歷史;要么是英雄人物或絕對理念主宰的歷史。在偶然性基礎上的歷史觀則不然，它帶有個體化的特點，而不是整齊劃一、千人一面的”[5]5?？酌靼瞇8]80同樣認為，赫勒在《碎片化的歷史哲學》中，從微觀角度描述了后現代的碎片化歷史巨變，認為歷史不再是超級主體的歷史，成為個體的歷史。

赫勒以現代性為軸心，從時間角度，把個體主體劃分兩種類型，但在這一過程中，在她的著作《歷史理論》一書中，她沒有絕對化個體主體在承擔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而言，赫勒認為還有一部分歷史哲學把集體主體定性為推動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對此，赫勒又從社會文化角度再度闡述了集體主體概念。赫勒指出，世界歷史的集體主體可以等同為作為整體的社會文化，社會文化的外在形式即“時代精神”或“文化精神”。歷史發展就是根據精神的自我展開，不斷走向新的文化階段。赫勒以文化精神為歷史發展的承擔者，可以說吸收了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思想。黑格爾[9]20曾指出：“精神引導世界，我們想要了解的就是精神的引導?！本癫皇悄撤N抽象的獨立物，而是一種完全當下的、具體的東西。赫勒把這種具體理解為：階級、階層、職業群體、種姓等。這幾種具體存在物，在赫勒看來，以相互沖突和共生為特征，調控歷史發展腳步。階級、階層或職業群體等在社會結構中以一定比例占據一定份額，但作為集體主體，它們又不同于一群人在社會中所占的位置。一個群體是集體主體，首先具備集體意識和集體行為。集體意識使某種群體融結為一個整體，在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精神和共同生活方式的激發下，更新現存文化與社會秩序，變革歷史面貌。

世界歷史的集體主體作為一個整體成為歷史發展的承擔者，但值得注意的是，集體的非個體性，并不意味著集體只有一種類型。關于集體主體，赫勒借用社會學理論提供三種典型:有機團結的集體、精英和壓迫者。涂爾干[10]159-170的有機體團結理論，強調社會結構中存在多種多樣的群體，不同的群體具有不同的集體意識，每一個集體都對歷史發展做出同樣的貢獻。帕累托[11]58-60則認為，在所有集體中，精英是決定性力量，他們的意志引導了歷史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這一集體主要由科學家、革命的積極分子、貴族等群體構成。然而馬克思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赫勒憑借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推斷，馬克思把推動歷史發展的集體主體定性為被壓迫者?！榜R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書齋式的學者，他們也并沒有因為“學術沙龍”的封閉性而喪失對無產階級生存現狀的了解，更沒有低估現實剝削所迫使無產階級生成的階級意識?！盵12]83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夠推翻封建主義，在于自身的壓迫性促使其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同樣無產階級也遭遇了資產階級的前歷史，因此若想改變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生存狀態，也只有通過革命的形式獲取平等的社會地位。社會結構在被壓迫手中不斷更迭，歷史也就隨著這種集體力量不斷變化。

從赫勒對歷史主體的闡釋可以看出，不管是集體主體還是個體主體，在歷史發展中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動。那么如何看待集體主體和個體主體在推動歷史發展中的分量，赫勒并沒有把二者作為兩個獨立的變量進行比較。這就意味著，對赫勒而言集體主體或個體主體孰輕孰重不能一言以概之。但赫勒卻明確地承認，無論是集體主體還是個體主體，作為歷史發展的承擔者都不能以道德評說二者的功績，因為他們在改變歷史過程中，一定會使一部分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最為哲學性的結論模型應該是由老年布洛赫和古德曼設計的“交往的共同性”，赫勒對這一觀點表示大加贊賞。赫勒指出交往的共同體跨越個人的意識的“承載者”，是集體主體和個體主體的結合，每一個人通過他的社會化程度成為交往共同體的成員，從而形成一種團結的意志。這種團結意志的起到的作用是，規范了每一個成員只有在考慮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展開個人行動。赫勒[1]267指出：“每一個人都通過他或她的社會化過程成為真正的交往共同體的成員。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的交往競爭要求每個人‘在影響他人的利益的一切場合都要努力協調一致，以便達到團結中的意志構成’?！睔v史在人與人的團結交往中共生共長。

最終赫勒總結認為，交往的共同體取代個體主體和集體主體，成為推動歷史發展最好的承擔者。從赫勒的論述可見，這種交往的共同體作為推動歷史發展的主體，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看，也即人民群眾。無論個體主體還是集體主體，在相互交往中構成現實的而非抽象的人?，F實的人是全部人類歷史發展的前提，這里現實的人，不是離群索居的個體，而是具有社會屬性的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3]146。馬克思[3]135曾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边@就是說，歷史發展的承擔者由社會屬性的人構成，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歷史創造者和歷史的推動者，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杰出人物或英雄在某些領域做出的貢獻。

由此，我們看到赫勒在闡釋歷史普遍發展問題過程中，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有所繼承有所解構。赫勒試圖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歷史哲學體系，不過仍離不開馬克思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引。歷史的發展具有普遍性，盡管存在個別事件之間的相互沖突與矛盾，但也無法阻礙歷史的整體進步。人類歷史就是一個由種種個別事件組成的龐大有機統一體。這一有龐大的系統之所以不斷發展，不是基于某一個或某幾個指標進行衡量后得出的簡單結論。人類存在的物質基礎，即物質生產方式是深入考察歷史進步的根基?，F實的人作為推動歷史發展主體，現實的人不是個體性的存在而是集體性的存在，這種集體性也即人民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正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不斷走向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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