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銘文與古希臘歷史銘文的時間敘事辨析

　　摘    要：東西方很早就有了編年體的史書，但其時間敘事模式大不相同。古希臘的帕羅斯年表依事紀年，在紀年方法上采用了以著述者開始記述之年為基點，以“距今”的年數、執政者在位的時間為相對年代記述歷史事件的“追記”體；中國歷史的時間記事從甲骨卜辭的干支體，到周代銅器銘文的月相體，再到《春秋》的年時記事，經歷了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與東西方歷法的發展程度、政治體制的不同有關。

　　關鍵詞:編年體史書;時間敘事;帕羅斯年表;商周銘文;

　　史書是對歷史的記載，因此史書除了真實地記載歷史事件的過程外，還要體現歷史時間的進程，歷時性是史書的最基本特征。歷史是對過往事件的敘述，要把一個事件敘述清楚，時間是不可或缺的記述要素。

　　在史書的時間敘事上，中國早期的史書很早就可以嫻熟地運用，并形成了固定的記史方式。春秋時期出現的孔子編訂的《春秋》構建了以年、時、月、日為時間鏈條，以王朝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內容的編年體記史方式，把242年的歷史清晰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是系統而科學的。在這一點上，中國史學表現出與西方不一樣的發展軌跡。比孔子略晚約半個世紀的西方也出現了被認為是西方歷史上第一部完整歷史著作的希羅多德的《歷史》,希羅多德也因此被譽為西方的“歷史之父”。但希羅多德的《歷史》雖然被稱之為“歷史”,實際上你很難在文中找到明確的時間詞匯，我們感知事件發生時間的先后是由作者敘述的事件過程體會到的，或者說，它是以故事的敘述來闡明時間的先后的。因此希羅多德《歷史》的編纂體例被認為是歷史敘述體。這樣的敘述雖然可以明了事件發生的先后，卻無法確定某事件發生的時間節點，也就是說，它的敘事只能說明發生過什么事件，但卻不知道是何年何日發生，無法確定事件發生的具體年代。就實際來講，希羅多德似乎也并沒有想明確告訴你事件發生的時間，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弄清事件發生的因果上了?！稓v史》第一卷的內容主要是記述希臘波斯之間發生戰爭以及探討希臘最終失敗的原因。希羅多德雖然經常會把事件的因果歸結到神意上，但其基本的目的還是要探究，是要弄清事實的真相。作者與其說是在寫歷史，不如說是在探索歷史的真相。因此，希羅多德的《歷史》不像是在寫歷史，而像是在研究歷史。事實上，希羅多德在其著作的開始就明確地說明了這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

　　《春秋》采用編年方式記史使得中國史書的形式基本定型，形成最基本的敘事形態。實際上，中國的編年記事也經歷了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最早的商代甲骨卜辭比較普遍地采用了干支記時的方式，如：

　　丙辰卜，永貞：乎省我田。(《合集》9611)

　　壬午卜，來乙酉雨?不雨?(《合集》21065)1

　　但是商代也開始出現了以“月”“年”“祀”輔助干支來進行記時的方式，不過其數量較少，用法和形式也尚不固定。如：

　　丙申卜，旅，貞今夕亡。在十月。(《合集》26308)

　　甲辰卜，亙，貞今三月光乎來。(《合集》00094)2

　　其中，第一句表示占卜的時間，第二名則指占卜事件預發生的時間。

　　到西周時期的銅器銘文中，以年+月+日記述時間的方式逐漸固定下來，并且到西周中晚期逐漸增加了以月亮盈虧來記述時間的方式。周人根據月亮盈虧變化劃分月份，并根據其變化把一月的時間細分為四個時間段，即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并且把它用到了歷史事件的時間記事中，形成了以“年+月+分(初吉等四分)+日+事”格式記載歷史事件的月相體記史方式，強化了月相“分”在記時中的作用，對時間的把握更加精確，開始了以月記時的記事時代。如《廿七年衛簋》:“隹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才周，各 (格) 大室，即立(位)……衛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春秋時記時銘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周時逐步完善的年、月、分、日記時方式遭到破壞。這大概與王室衰微，諸侯之間戰爭頻繁，史者流佚相關，各國無法沿用周王室的歷法記事，遂自采歷法，自成體系，因此春秋時歷法蕪雜，據《漢書》言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等歷法規則?！睹献印るx婁下》提及晉有《乘》、楚有《梼杌》、魯有《春秋》等史書名稱，說明春秋各國歷法蕪雜記史形式多樣，但春秋各國以《春秋》為名命史的國家占多數，說明《春秋》這種記史的方式多為各諸侯國所接受。今見《春秋》據說依魯《春秋》修訂，魯《春秋》在記史形式上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是按照年、時、月、日的時間結構展開記事，并且無論有無事件發生，其總是按照春、夏、秋、冬四時順序記時，并且形成了完整的記時鏈條?！豆攘簜鳌穼Α洞呵铩返倪@種即使無事也照舊記錄季節的獨特現象解釋為“無事焉，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后為年”。4這說明春秋時期記史以“時”即季節為核心，形成了以“年+時+月+日”為基本形式的記“時”體時間記史方式。到孔子匯集成冊時以魯君謚號按年代順序整理，從而使年代清楚明白，形成了以編年為序的紀事體例。

　　因此，由干支日記時、月相記時、依“時”(季節)記時到編年記時，中國的編年體記史散文經歷了相當漫長的發展過程才最終定型。5其實在西方，希羅多德的《歷史》形成之前，也有類似于編年體的歷史記載，那就是古希臘的帕羅斯碑。希臘帕羅斯島發現的大理石碑是現在發現的希臘年代較早的石碑之一，可以稱得上是希臘最早的“史記”。其碑包括甲、乙兩塊石碑，略有殘缺，按時間順序刻錄，主要記述了古代希臘從約公元前1581/1580年至公元前299/298年發生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其內容就像是古希臘的大事年表，所以也稱“帕羅斯年表”?！杜亮_斯碑》依事紀年，內容涉及古希臘的政治、軍事、宗教、文學等方面的內容，是了解古希臘歷史的重要文獻。在紀年方法上，著述者以其開始記述的那一年為基點，以“距今”的年數、巴西勒斯或執政官在位的時間為相對年代，用追述的方式記載了古希臘近1300年的歷史重大事件。這一碑文內容按照時間順序編排，并有明確的時間鏈條，近似于中國的編年體史書?！杜亮_斯碑》記載歷史的方式和孔子的《春秋》相類似，都是先點明事件發生的時間，然后說明這一時間發生的事件，而且他們在記載事件的方式上也很相似，都是只記載發生了什么事件，而不詳細記載事件發生的具體過程，沒有故事的情節，就像是一個大事年表。如：

　　距今1268年，阿萊斯與波塞冬因波塞冬之子哈利羅提奧斯在雅典——一處后被稱為“阿萊斯之丘”的地方——接受審判，是年克拉納奧斯在雅典為巴西勒斯。(甲碑之3條)6

　　這段話反映的主要事件背景是波塞冬之子哈利羅提奧斯因強暴阿萊斯的女兒阿爾奇蓓而被阿萊斯戕殺，從而引起阿萊斯與波塞冬之間的矛盾。但這一事件背景和經過并未在碑文中反映出來，而只是記述了阿萊斯與波塞冬在接受審判，內容極為概括。再如：

　　距今[99]2年前，阿瑪宗人[入侵阿提卡],是年提修斯在雅典為巴西勒斯。(甲碑之21條)

　　距今954年前，赫拉斯人遠征特洛伊，是年麥內斯塞奧斯在雅典為巴西勒斯十三載。(甲碑之23條)

　　距今217年前，薛西斯在赫勒斯滂海峽架橋并開鑿阿索斯山；赫拉斯人與波斯人在溫泉關交戰，在薩拉米附近的海戰中赫拉斯人獲勝；是年卡利亞德斯在雅典為執政官。(甲碑之51條)7

　　從內容上看，年表所載事件涉及古希臘的政治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執政者的在位情況、祭祀、戰爭、法律、災異現象等方面，這些與中國的《春秋》所記內容相近。記述執政者在位情況的除了每條中用來表示事件時間的執政者在位時間的記載外，還有些是專門記載執政者即位的條目，如：甲碑之8條、甲碑之40條、甲碑之58條、乙碑之3條等。其他的像記述祭祀的如：甲碑之5條、甲碑之16條等；記述戰爭的如：甲碑之23條、甲碑之45條、甲碑之48條、乙碑之3條、乙碑之5條、乙碑之9條等；記述法律事件的如：甲碑之3條、甲碑之25條、乙碑之13條等；記述自然災異的如：甲碑之4條、乙碑之16條、乙碑之24條、乙碑之25條等。帕羅斯年表記載了幾條異常的自然事件，如：

　　距今1265年前，德烏卡里昂在位時洪水爆發；……是年克拉納奧斯在雅典為執政官。(甲碑之4條)

　　距今48年前，日有食之；……是年西摩尼德斯在雅典為執政官。(乙碑之16條)

　　[距今40年前],伊奧尼亞發生地震；[德]莫特里奧斯依據和約占領卡爾基[斯];是年費萊克萊斯在雅典為執政官。(乙碑之24條)

　　距今39年前，[彗星]現；呂西馬克[斯進入亞細亞];是年萊奧[斯特]拉[托斯在雅典為執政官]。(乙碑之25條)8

　　其中乙碑之16條也記載了一條關于日食現象的事件，與孔子《春秋》所記隱公三年的日食現象，分別是東西方記載日食天象的較早文字記錄之一，這說明東西方在人類社會早期對特異的自然天象都有共同的認識，認為是和人類的歷史相關聯的。

　　帕羅斯年表的內容也有與《春秋》不一樣的內容，就是記載了一些古希臘的詩人、戲劇家、哲學家如赫西俄德、荷馬、埃斯庫羅斯、索?？死账沟纳?。這種情況如果出現在中國早期史書中是不可思議的。戲劇家在古代中國歷來地位低下，從來就不可能以主角進入正史，詩人地位雖較高，但中國早期的詩人多是貴族，是官員的身份，也多不會以詩人的身份進入史籍，而諸子百家最早是被《史記》記載。這類人在古希臘應該屬于特殊的人群。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人，是具有很高智慧的“聰明人”。這些聰明人在古希臘被稱為是“智者”。古希臘社會早期，人們把在某一方面聰明、有特殊才能的人稱為Sophistes, 即智者、哲人。英國學者柯費爾德在《智者運動》中說：“在公元前5世紀以后，很多早期的‘聰明人’都被冠以‘智者’符號，其中包括像荷馬和赫西俄德那樣的詩人、音樂家與吟誦詩人、占卜者與先知、七賢及其他早期聰明人、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以及普羅米修斯那樣的具有不可思議力量的偶像?！?這些人具有淵博的知識和高深的智慧，為時人所仰慕，而且他們會把知識傳授給別人。有人說這些人近似于現在的老師，其實并非如此。這類人最主要的特色還是智慧出眾，更早期的智者還是對人類有貢獻的人。從他們的作用來看，古希臘早期的智者是中國早期的“詩”人和史官的結合。先秦典籍記載的《詩經》的成詩過程多是各級貴族獻詩、采詩的結果，其內容多是頌贊神明、祖先、先王和賢臣，同時兼具諷諫作用，這與由頌贊酒神到歌頌諸神、英雄的古希臘詩歌主題是相近的。而古希臘的詩人、戲劇家編寫的敘事詩或悲喜劇內容多是取材于歷史，是他們根據民間流傳的故事演繹而成的歷史故事，其功能近于中國古代史書的功能。

　　帕羅斯年表大約是公元前299/298年以后的石刻文，比孔子《春秋》的成書時間約晚一百多年，但其記錄的最早歷史時間是公元前1581/1580年，記載了古希臘近1300年的歷史，要比《春秋》記錄的最早時間公元前722年早得多。但是由于年表是用追述的方式寫的，那么它就存在補寫歷史的可能，而我國的《春秋》內容在成書之前就已經基本形成了。由于中國史官文化的發達，春秋時期各國發生的重要的政治事件在事情發生后即由各國自己的史官當場記錄下來并予以存檔，而且史官記述的內容是確定的，不可以隨便改變的，即使是當權者也無法肆意篡改，內容的真實性得到了最大的保證；而獨特的赴告制度又使各國的重要事件通過告知別國的方式，被其他的諸侯國記錄保存下來，就像是政治事件的記錄在他國史書中被拷貝下來一樣，可以和原諸侯國的史書記錄互相印證，保證了史書內容的確定性和不可變更性，以起到明事實、示警戒、表勸喻的目的。而帕羅斯年表中記載的這些歷史事件，很多內容我們無法從古希臘的歷史中得到引證。比如甲碑之3條記錄了阿萊斯與波塞冬之間發生的仇恨。如果這是一個歷史事件的話，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應該是現實中的人物?？墒?，阿萊斯與波塞冬都是希臘神話中非常著名的神祇，阿萊斯是天神宙斯和赫拉所生之子，是著名的戰神；波塞冬是海神，是大海的主宰。再如甲碑之10條記錄埃里克索尼奧斯在泛雅典娜大慶上駕馭駟馬雙輪車并表演如何賽車并給予雅典人名字的事件，而埃里克索尼奧斯也是希臘神話人物，是雅典娜與匠神之子。又如甲碑之12條記錄在“距今1146年前，得墨忒耳抵達雅典，[發現]谷籽”。得墨忒耳是希臘神話中司掌農業的谷物女神，是厄琉西斯秘儀中的主要神明。這些希臘神話的重要神祇變成了希臘的歷史人物?？梢钥闯?，希臘早期歷史記載中也有類似于中國的神與祖先混淆的情況?？墒窍ＥD碑刻卻把它作為歷史記錄了下來，而且記錄的事件發生的時間相當具體確切，所以年表記載的這些事件的文獻依據值得我們去探究，可惜的是這些歷史文獻因時代久遠也很難去探實。年表中還有一些事件，如甲碑之23條記錄了赫拉斯人遠征特洛伊的事件，發生在“距今954年前”,即公元前1218/1217年。后來的學者關于特洛伊戰爭發生的具體年代有較大的爭議，根據考古遺留和歷史文獻記載，學術界比較認同的戰爭發生時間是1250年，這與年表的記載是有出入的。甲碑之28條和29條分別記載了詩人赫西俄德和荷馬的出生時間是“距今67□年前”和“距今643年前”,兩人年齡相差不大，屬于同時代人，但學術研究證明，赫西俄德生于公元前六世紀前后，而荷馬則在公元前八世紀，甚至有人懷疑荷馬的存在。由此帕羅斯年表記載的這些歷史的真實性就遭到了質疑。因為其采用了“距今”這種追記的方式記載歷史，是刻記者對歷史的回顧，所以它就不像《春秋》是歷史的即時記錄一樣不容易被質疑。

　　另外，在時間的敘述上，帕羅斯年表也采用了類似編年體的敘事方法，按照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后記述。其編年的形式也有其特色，其所有的條目記時的方式一般都采用了“[距今]年+事件+執政官在位年”固定的形式，其條目的排列順序是清晰的。但是整個帕羅斯年表包括甲碑80條和乙碑27條共107條，也就是說帕羅斯年表只記載了1300多年歷史中發生的107組重要歷史事件，其年代發生的歷史大多都是空缺的，其年表中記錄的相鄰的兩條有的間隔時間達到近150年，如甲碑之27條和28條的時間分別是“距今[8]13年前”和“距今67□年前”,中間相隔至少134年。這么長的時間跨度首先造成的最明顯的問題就是很多歷史事件無法形成前后的聯系，也就無法形成完整的歷史鏈條。其次就是事件發生的時間由于前后的事件發生距離太久，無法依據本事件前后的事件去推定和確定本事件的時間，也即無法形成事件的確定歷史坐標，這就是為何年表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受到質疑的原因。帕羅斯年表只是一個籠統的編年年表，這是與孔子編訂的《春秋》無法比擬的?？鬃泳幱喌摹洞呵铩芬浴澳?時+月+日”為固定的記時手段，首先把事件發生的時間精確到“時”乃至“日”;然后它以一年四季的“四時”為縱向的時間鏈條把242年中每年乃至每個季節發生的所有歷史貫穿起來，不間斷，也不分離，前后歷史相互連接，前后事件相互印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記史系統，確保了歷史事件發生時間的確定性和歷史事件的真實性，為后世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事實依據。因此，從記史的科學性看，《春秋》形成的編年體的記史體例相比帕羅斯年表更為規范，自成體系。帕羅斯年表的這種“距今”式的追述記史模式確實也可以把古希臘的歷史較完整地記述下來，但需要與歷史文獻或考古成果相互佐證去得到一個真實的歷史鏡像。

　　帕羅斯年表除了采用“距今”式記時方式外，“執政官在位年”也是常用的配合記時的手段。絕大部分年表事件中都有執政官在位的時間表述。如上所舉諸例最后都補充了執政官的在位年，如甲碑之4條、21條、51條和乙碑之16條、24條、25條。有了執政官在位年的補充說明，年表所記事件就可以更進一步確定具體事件發生的時間范圍，起到了很好的輔助記時的作用，可惜的是年表雖然標明了某事件發生時執政官是年在位，可是執政官在位的時間可能不止一年，如果只注明某執政官在位卻沒有說明他具體在位的年份，這樣的時間依然無法做到特別的精確?；蛘呷绻o年都以執政官就職之年來計算編年，其時間也可以精確到年份?？墒俏覀兎治瞿瓯硭?，許多事件的發生應該并不都是執政官被推選執政的元年。不過這種情況后來有所改變。據甲碑之32條記載，在“今420年前”,雅典開始實行執政官年任制，每位執政官任職期為一年，所以其后發生的事件其時間是可以確定到年的。

　　為什么古希臘沒有形成以年月日編年記事的著作?這是否與古希臘時間意識發展緩慢，歷法發展相對滯后有關?其實，古希臘人時間意識的形成還是比較早的。和中國早期“四時八節”觀念的形成原因一樣，古希臘人最早也是通過對自然現象的認識來觀察時間的變化。早在《荷馬史詩》里，就已經出現了冬、夏、春三個季節的名稱，到公元前8世紀赫西奧德的《工作與時日》中更明確地與物候聯系起來。古希臘人較早對時間的確定是從月份開始的。古希臘人的1個月，對應于月亮的一個滿虧循環，即新月為該月的1號，滿月為該月的15號，月亮的圓缺變化成為他們月份記述的依據。但單純以月亮的盈虧來記述時間，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誤差越來越大，準確度降低。古希臘人也發現了這一問題，并進一步去探索研究。但是由于古希臘城邦各自實行自己的歷法，沒有一種統一的歷法，這會導致后人在考察他們古書記載的時間時無法作出準確的判定。直到羅馬人征服了希臘之后，借鑒希臘人的研究并加以修改，從而形成了凱撒的儒略歷并影響了后來西方廣泛推廣的格列歷，即公歷。古希臘本身是一個城邦制的國家，各城邦之間關系松散，雖然他們也建立同盟，但多是政治聯盟，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各自為政；而且希臘城邦之間也經常發生戰爭，矛盾重重。這使得希臘很難形成統一的政治，也就是所謂“大一統”的政治體系。其歷法制度當然就更難統一。而這樣的情況在中國的早期社會則有所不同。在明確的考古發現中，中國自商代后期已經形成了統一的國家，建立了統一的國家制度。到周初實行的分封制更是形成了以天子為最高權威的統一的國家，宗法制的社會結構形成的家國政治使社會關系更為緊密，以天子在位時間為正朔去記載歷史的制度很快就被確立下來，到孔子《春秋》則形成“五始”為時序的紀事之法?！稘h書·王褒傳》:“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鳖亷煿抛ⅲ骸霸?，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0因此，《春秋》紀事，始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等五事記之，謂之“五始”。

　　其實中國的史書在時間記事上有和西方相似的地方，《春秋》的時間記事就是根據魯國的執政者國君的在位時間進行敘事的。但是，《春秋》的敘事以魯國的國君的謚號為時間主體，結合年、時、月、日來共同記時，尤其是它在紀事時在年代連貫的基礎上加上了季節的時間要素，以四季貫穿始終，沒有間斷，通過季節的轉換把所有歷史事件聯系起來，形成一個整體，《春秋》的記時就不僅明確了年代，而且事件發生的季節，乃至月份、日期都有清楚的說明，時間鏈把當時發生的各類史事串聯組合在一起，不間斷也不分離，形成了完整的記事整體。這無疑使我們的史書條理性更強，更像一部歷史的著作。而且春秋時期形成的赴告則書的史官紀事規則為我們保留下來了書面的事件內容，所以它的優點不僅在于時間明確，更在于其記載的都是即時發生的事件，是最新的“新聞”,其真實性就更加可靠。而西方的史書由于多基于傳聞，由于傳播渠道的不同，事件的內容就發生了差異性，因此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考證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或細節是否真實、確切，保證事件內容的真實性上，這就是這些西方早期的史書更像是學術性著作的原因。因此，西方史書的一個重大缺失就是歷史時間敘事的不完整性。

　　通過以上東西方早期史書的體例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古希臘的早期史書曾有類似于編年體史書的記史體裁，但由于多種原因，古希臘的史書的時間敘事精確性不夠，不像《春秋》記史的科學規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與西方長期未形成統一的國家政治體系有關。從時間上說，孔子的《春秋》產生的時間也比西方的史書要早幾百年。中國古代較早形成的歷法觀念促使中國編年體記史體例更早形成，而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制度導致中國史官制度的更快完善。中國史官文化的發達和史傳文學的繁榮成為中國早期文學史中最具特色的文學和文化現象。

　　注釋

　　1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2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3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4頁。

　　4(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十三經注疏·春秋谷梁傳注疏》(《四部精要》本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72頁。

　　5魏鴻雁:《編年體記史散文時間敘事結構的嬗變與定型》,《文學遺產》2017年第2期,第47-56頁。

　　6張強、張楠:《希臘拉丁歷史銘文舉要》,商務印書館,2016年。

　　7張強、張楠:《希臘拉丁歷史銘文舉要》,商務印書館,2016年。

　　8張強、張楠:《希臘拉丁歷史銘文舉要》,商務印書館,2016年。

　　9[英]柯費爾德著,劉開會、徐名駒譯:《智者運動》,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6-27頁。

　　10(漢)班固著,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