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的雙軌促進作用研究

摘    要：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提高企業創新質量是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已有的經驗分析證明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企業創新，但少有文獻從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雙元創新角度進行考察，也未從企業內外部關系改善的維度探究其影響機制。本文以2011—2020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分析企業所在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并以反映企業內部關系的內部控制和反映企業外部關系的社會責任為中介變量考察其影響機制，分析結果顯示：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對企業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種雙元創新促進效應在國有企業（相對非國有企業）、大型企業（相對中小企業）、中西部地區企業（相對東部地區企業）中更強；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和增進社會責任履行來促進企業雙元創新，即地區數字經發展會通過改善企業內外部關系對企業雙元創新產生雙軌促進作用，其中在促進探索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更大（內部控制改善和社會責任承擔對探索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比對開發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且內部控制的中介效應大于社會責任。進一步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結果發現：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夠顯著促進企業雙元創新，而且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調節作用。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分析了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并基于中介效應檢驗對其中的改善內外部關系雙軌促進機制進行了驗證，拓展和深化了數字經濟的企業創新效應研究。同時，探討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影響企業雙元創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深入認識地區層面數字經濟與企業層面數字經濟之間的相互促進作用。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各地政府應大力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并采取積極措施拓展和提升數字經濟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企業則應加快數字化轉型、提高內部控制質量、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進而推動企業創新發展，并不斷強化探索式創新。

關鍵詞:數字經濟;數字化轉型;內部控制;社會責任;探索式創新;開發式創新;雙元創新;

A study on the dual-track promotion of du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Li Yongkui Liu Xiaok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firm innovation, but little literature has examined the dual innovation perspective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or explored the impact mechanisms in terms of the dimensions of improved relationship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fi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ities where the companies are located on the dual innovation of the companies, using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1 to 2020 as a sample，and using internal control, which reflect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fir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reflects the exter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firm, as mediating variables to examine their impact mechanisms,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f the increased level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both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in firms, with this dual innovation promotion effect being stronger amo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versu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large enterprises (versus SM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versus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dual innovation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enhanc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i.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ll have a dual-track effect on corporate dual innovation by impro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company, with a greater mediating effect in promoting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mproved internal contro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e mo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a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reveal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du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but also has a mediating and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for du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du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validates the dual promotion mechanism of improv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enterpris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the du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explored, contributing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t the regional level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expand and enhance the universality and shar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le enterprises should accele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s and actively fulfi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reby promoting thei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exploratory innovation.

Keyword：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l control;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ploratory innovation; developmental innovation; dual innovation;

一、引言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新舊動能的轉換、經濟結構的升級都需要依靠科技創新來實現。與此同時，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移動互聯等新興數字技術在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快速發展和應用，人類社會正加速步入數字經濟時代（Yoo et al，2010）[1]。與傳統經濟不同，數字經濟打破了經濟主體之間聯系的時空限制，并通過共享資源、普惠共贏等路徑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發展的方式和結構（Bertani et al，2021）[2]，也對企業創新行為產生了深刻影響。從創新所實現的技術進步角度看，企業創新可以分為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兩類1，探索式創新是企業脫離原有技術軌道，通過尋求新知識、拓展新業務等實現技術突破的創新活動（He et al，2004）[3]，而開發式創新則主要是通過對已有創新資源的再次利用來對現有技術進行改善（Benner et al，2003）[4]。兩類創新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成效，探索式創新更有利于企業核心競爭力和長期業績的提升，但通常具有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特點；開發式創新則可以提高企業利用現有資源的效率，降低新產品研發風險，但較難實現突破性技術進步。在改革開放后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我國企業更多的是通過學習引進、模仿改進等進行開發式創新，導致整體上探索性創新不足，進而制約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加上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企業必須加強探索式創新才能贏得市場競爭優勢和實現內涵式增長。因此，有必要從雙元的維度深入研究數字經濟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以進一步明確數字經濟對企業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影響及其機制。

已有文獻在研究數字經濟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時大多未進行創新類型的區分，部分涉及發明專利與非發明專利比較的研究也只是將其作為證實的補充，未能從理論上進行深入探討。同時，從實證結果來看，也不完全一致。邱洋冬（2022）的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發明專利和非發明專利的申請（授權）數量都具有增進作用，而且總體上對發明專利的增進作用更強[5]；鄭雨稀和楊蓉（2022）也認為數字經濟對企業的發明專利（高質量創新）和非發明專利（低質量創新）都有增進作用，且促進高質量創新的作用更強[6]。但蔣殿春和潘曉旺（2022）、胡山和余泳澤（2022）的分析卻顯示，數字經濟可以顯著促進企業的突破性創新（高質量創新），而對企業漸進性創新（低質量創新）的影響并不顯著[7,8]。進一步從數字經濟影響企業創新的機制來看，相關研究大多基于企業創新資源利用的視角展開分析，比如數字經可以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及資源約束（冗余資源）、增加研發投入、促進資本要素流動和人才集聚、推動產學研合作和技術多元化、提高信息化水平、降低供應鏈集中度、擴展企業知識網絡及高校知識轉移等路徑來促進企業創新[7,8,9,10,11,12,13,14,15,16,17]，也有部分研究從企業發展環境角度探討了數字經濟通過改善營商環境、降低環境不確定性等促進企業創新的機制（蔣殿春 等，2022；胡山 等，2022）[7,8]。然而少有文獻從企業的內外部關系角度來分析數字經濟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作為本身具有較為復雜的組織結構的現代市場經濟主體，企業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要處理好內部各部門、各環節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要處理好與其他經濟主體及社會之間的關系，而數字經濟本身也具有通過數字技術提高經濟單元運行效率和加強經濟單元之間經濟聯系的功能。那么，在實踐中，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否促進企業改善其內外部關系，進而促進企業創新？對于該問題的回答無疑有助于進一步深入認識數字經濟發展與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研究數字經濟對企業雙元創新（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影響，并從能否改善企業的內外部關系角度探討數字經濟促進企業雙元創新的有效路徑。具體來講，考慮到加強和完善內部控制是企業調整內部關系的主要方式之一，通過承擔社會責任來提升企業形象和獲取更多外部資源是企業改善外部關系的重要策略之一，因而選擇以內部控制質量和社會責任履行水平為中介變量來分析數字經濟能否通過完善內部控制和增進社會責任履行的路徑來促進企業雙元創新。此外，在文獻梳理中發現，現有關于數字經濟影響企業創新的研究中，“數字經濟”基本上都是指企業所在地區（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在實證分析中）。但從廣義上來講，數字經濟的發展并不限于地區層面，企業自身也存在數字經濟發展，而企業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在相關研究中通常被稱為“數字化轉型”?？傮w上看，現有研究通過“數字經濟”與“數字化轉型”的術語劃分來分別探討地區層面和企業層面數字經濟對企業創新的影響，這樣有利于區別不同層面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創新的不同影響，但也導致鮮有文獻對兩者之間的關聯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沿用多數文獻的做法，采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表述對兩者進行明確區分，并嘗試進一步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影響企業雙元創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在于：一是同時分析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影響，拓展了數字經濟影響企業創新的研究視角；二是檢驗了企業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履行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中的中介作用，深化了數字經濟影響企業創新的機制研究；三是進一步探討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影響企業雙元創新的中介和調節作用，為深入考察不同層面數字經濟的共同效應提供了一定借鑒?？傮w而言，本文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數字經濟在促進企業創新（尤其是探索式創新）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及其作用機制，進而為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積極效應，有效推動和加強企業的探索式創新提供可靠的經驗證據和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與企業雙元創新

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已得到眾多經驗分析的證實[5,6,7,8,9,10,11,12,13,14,15,16,17]，本文主要進一步探討其對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促進作用。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改善了企業的發展環境，促使企業轉變戰略規劃方向，而且為企業在技術創新上尋求突破提供了更多機遇（Vial，2019）[18]。在傳統經濟形態下，企業的知識資源往往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其整合和利用過程較為復雜并且耗時較長。在數字經濟形態下，數據資源成為核心要素，突破了要素供給和創新需求的時空限制，降低了要素有限供給對創新的約束；同時，數字技術的應用不但使企業能夠有效識別和預測市場需求，而且可以提高人力、知識、資本等創新資源的質量和配置效率，并降低技術創新風險。因此，一方面，數字經濟創造了新的需求和技術進步路徑，并改善了原有的企業創新體系，促進了異質性知識的交流和碰撞，進而推動企業尋求和利用新的創新資源進行探索式創新；另一方面，數字經濟還可以對既有創新資源進行更有效的整合和再利用，進而提高企業開發式創新的績效。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以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為基礎的新經濟形態，可以促進異質性知識和資源的有效結合，促使企業擺脫技術進步的路徑依賴，推動企業更積極地進行探索式創新。第一，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為企業的信息搜集提供了便利，會加速企業內部知識庫的更新，促進異構知識的碰撞與融合（陳國青等，2020）[19]，異質性創新資源的交換與共享可以防止企業陷入創新能力剛性陷阱，讓企業敢于和能夠突破原有的技術路徑和商業模式，這為企業的探索式創新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第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不僅緩解了企業創新的資源約束，還有利于企業形成更加靈活的有效的創新活動管理機制（戚聿東 等，2020）[20]，打破以往的創新模式，進而保障探索式創新的順利進行。第三，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有效拓展企業創新的主體邊界，使得客戶、供應商甚至競爭對手都可以深度參與到創新過程中來（Nambisan et al，2019）[21]，創新主體多元化則有助于企業快速掌握市場信息、了解技術發展前沿趨勢、增強企業進軍新業務領域的意愿，這也為探索式創新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泉。

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企業發掘現有資源的潛在創新價值，促進企業打破資源束縛，拓展產品和服務的新功能，在現有技術路徑上進行開發式創新。第一，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使企業能夠在更廣闊的時空范圍內獲取、共享和重組創新資源（Gopalkrishnan，2013）[22]，這種賦能效應有助于企業以更低的成本整合現有的創新資源，通過挖掘要素的新用途并提高其使用效率推動開發式創新。第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會推動企業對現有技術進行數字化改造或智能化升級，使其在原有技術領域持續保持競爭優勢，并通過技術迭代拓展技術創新體系，進而為開發式創新奠定堅實有力的基礎。第三，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使企業可以在產品設計完成后根據用戶的反饋進行擴展和改進（Yoo et al，2012）[23]，這種持續的發展過程使企業能夠快速響應多樣化的多變的客戶需求，為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和改進提供持續動力，進而推動企業的開發式創新。

由此提出假說H1：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會促進企業的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

已有文獻研究發現[5,6,7,8,9,10,11,12,13,14,15,16,17]，數字經濟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具有多樣化的異質性。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影響也具有類似的異質性，參考相關研究的方法和結論，本文主要從企業產權性質、企業規模和企業所在區域3個方面進行異質性分析。從企業的產權性質來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存在顯著差別。相比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由于具有所有權優勢以及軟預算約束，往往會形成更高程度的資源錯配，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主要是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來實現的，因此其對國有企業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促進作用相對更大。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存在顯著差異。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規模較大的企業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和風險抵抗能力，也能更充分地獲取和利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進而產生相對更強的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促進效應。從企業所在區域來看，我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狀態存在顯著差異。相比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為滯后，同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也較低，從而使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發展的賦能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實現，進而對企業的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產生相對較大的促進作用。

由此提出假說H2：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促進作用具有企業異質性，表現為對國有企業（相對非國有企業）、大型企業（相對中小型企業）、中西部地區企業（相對東部地區企業）的雙元創新促進作用更強。

2.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內部控制改善與企業雙元創新

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有效提升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一方面，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內部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轉型成為現代企業發展的方向，數字元素也成為決定企業發展和企業管理的關鍵力量，這就要求企業對內部控制進行數字化創新，從而提高內部控制質量。另一方面，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改善企業的內部控制環境、提高企業的風險評估能力和財務管理水平。比如：數字技術的應用使企業財務流程得以簡化，內部數據的流通和保存得以優化，進而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企業數據管理能力的提高不僅可以產生直接的生產力提升效應，還可以有效提高其他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李唐 等，2020）[24]；通過數字技術可以有效配置企業原本難以使用的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緩解有限知識與無限決策的矛盾，優化企業內部控制體系；數字經濟通過降低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強化審計監督等降低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代理成本，由此提升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陳小輝 等，2022）[25]。因此，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優化企業的管理方式，促進企業的組織變革，提升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

企業的創新與其自身的內部控制密切相關，內部控制的強化和完善能夠有效提高企業的運行效率，也會降低創新成本、提升創新績效，進而促進企業創新行為。相關研究也大多認可內部控制質量提高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內部控制的重大缺陷會通過惡化兩類代理問題等對企業創新投入產生抑制作用（倪靜潔 等，2020）[26]，內部控制對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張曉紅 等，2017）[27]，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李瑛玫 等，2019）[28]，內部控制體系建設能夠通過促進企業創新投資的途徑對經濟發展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產生積極影響（鐘凱 等，2016）[29]，企業的內部控制與其創新效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王亞男，2019）[30]，內部控制水平的提高會促進企業創新（顧海峰 等，2020）[31]，等等。

進一步從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來看：一方面，隨著技術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技術更新速度的加速以及企業之間競爭的加劇，探索式創新成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而探索式創新具有高風險性和不確定性、高成本和收長周期等特點，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可以增強企業內部的協調和統一，有利于精準評估、識別和應對實施探索式創新帶來的風險，并加強不同部門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在促使企業積極開展探索式創新的同時也降低創新風險、提高創新成功概率。另一方面，企業內部控制具有風險防范和自我調節的功能，在擁有良好內部控制的企業中，為了降低企業面臨的風險，管理層更有可能加大開發式創新的實施力度；同時，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也使得企業的開發式創新成本降低?？梢?，企業內部控制的改善對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都會產生促進效應。

再從探索式創新與開發式創新的比較來看：當企業實施新產品和新技術研發的探索性創新時，需要互補型知識；當企業實施對現有產品和技術進行改進的開發式創新時，需要輔助型知識。與輔助型知識相比，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更能促進企業整合和利用互補型知識。此外，開發式創新需要較少的創新資源，面臨的風險也較低，相應地對內部控制的要求和依賴性較少。同時，當內部控制質量提高時，企業的風險承擔能力增強，還可以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為企業創新提供了更多資金，此時管理者更有可能將增量資金投資于探索式創新。因此，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企業內部控制改善，而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會促進企業的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且對于探索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

由此提出假說H3：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路徑來促進企業雙元創新，且內部控制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探索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更大。

3.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社會責任履行與企業雙元創新

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也會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產生影響。企業的發展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則是企業改善外部關系的重要措施，承擔較多的社會責任往往會給企業帶來更好的社會形象，從而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并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然而，作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利潤最大化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普遍較弱。隨著經濟發展理念和方式的轉變，社會對企業提出了更多的社會責任要求，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完善社會信用信息系統。隨著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社會各界的信息收集能力不斷增強，信息傳播內容和渠道不斷拓展，使得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信息更加公開透明。這會強化社會責任履行的信號傳遞功能，也會強化社會對企業的監督機制，社會責任履行較好的企業會得到更多的認同和外部資源，而社會責任履行較差的企業則面臨更多的負面影響。因此，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會促使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通過聲譽機制使其與政府、銀行、投資者等建立良好的關系，有助于緩解企業面臨的資金約束，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所形成的企業形象還會激發知識型員工的組織認同感，從而提升員工的創新意愿；企業對內部員工的社會責任履行（如改善工作環境、增加社會福利）可以吸引創新人才加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鞏固和改善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使更多主體更有意愿參與和支持企業創新。因此，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積累社會資本，并能提高員工職業安全感，改善管理層短視現象，緩解融資約束，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吳迪等，2020；陳鈺芬 等，2020）[32,33]。

從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來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使其與利益相關者和其他經濟主體形成良好的社會網絡，既可以從中獲取探索式創新所必需的異質性知識和信息，又有利于更好地挖掘和利用現有知識的潛在價值進行開發式創新（He et al，2004）[3]。社會責任履行較好為企業帶來良好的聲譽，使其更易獲取創新活動所需的各類資源，有助于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管理層增強企業持續發展的信心并進行長遠規劃，這會促使其管理層更有意愿實施長期戰略，進而更加重視和積極實施探索式創新以更好地實現企業的長遠發展目標。尤其是在企業探索性創新相對不足的情形下，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對其探索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強。季桓永等（2019）的研究也表明，企業更多地履行社會責任能夠顯著正向影響探索式技術創新，但對利用式技術創新沒有顯著影響[34]。因此，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一方面會強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其成長和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為企業獲取新的異質性創新資源和挖掘利用已有資源的創新價值提供了更多便利，從而促進企業的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相對于短期發展，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長期發展的影響更大，而探索式創新比開發式創新更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因而企業增進社會責任履行產生的探索性創新促進效應比開發式創新促進效應更大。

由此提出假說H4：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增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路徑來促進企業雙元創新，且社會責任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探索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更大。

三、研究設計

1.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為檢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本文構建基準面板回歸模型（1）：

RI/DIijt=α0+α1DIGIit+α2Controlijt+∑year+∑Ind+εijt（1）

其中，下標i、j、t分別表示企業、城市和年份，year和Ind分別代表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虛擬變量），εijt為隨機誤差項。

被解釋變量有2個，分別為“探索式創新”（RI）和“開發式創新”（DI）。畢曉方（2017）等基于會計核算方法采用上市公司研發活動中的費用支出和資本化支出來反映企業的雙元創新[35]，但是，費用支出和資本化支出可能會受到外包、財務信息造假等因素的影響，還存在統計不完整、數據錯誤和缺失等問題，較難真實反映企業的雙元創新行為。因此，本文借鑒鐘昌標等（2014）、黎文靖等（2016）和Li等（2022）的研究[36,37,38]，采用“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加1后取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的探索式創新水平，采用“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數量之和加1后取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的開發式創新水平。

核心解釋變量為“地區數字經濟”（DIGI）。借鑒趙濤等（2020）的方法[39]，從互聯網發展和數字普惠金融兩個方面來測算樣本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在互聯網發展方面，參照黃群慧等（2019）的研究[40]，采用“互聯網普及率”“數字化人員基礎”“互聯網相關產出”“郵政業務”“數字產業應用基礎”5個指標進行測算（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則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聯合編制的市級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衡量。對上述六個指標數據進行同趨勢化和標準化處理后，通過熵權法計算得到各樣本城市各年度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

控制變量（Control）的選擇借鑒了畢曉方（2017）等的研究[35]，從企業層面選取以下9個變量：“企業規?！保傎Y產的自然對數）、“企業年齡”（企業成立年限的自然對數）、“資產負債率”（總負債/總資產）、“凈資產收益率”（凈利潤/總資產）、“股權集中度”（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總資產周轉率”（銷售收入/總資產）、“固定資產比”（固定資產/總資產）、“管理費率”（管理費用/營業收入）、“兩職合一”（虛擬變量，董事長和總經理為同一人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

為檢驗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與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影響企業雙元創新中是否具有中介作用，本文借鑒溫忠麟等（2004）的方法[41]，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中介效應檢驗模型（2）~（5）：

ICijt=β0+β1DIGIit+β2Controlijt+∑year+∑Ind+εijt（2）

RI/DIijt=β0+β1DIGIit+β2ICijt+β3Controlijt+∑year+∑Ind+εijt（3）

CSRijt=β0+β1DIGIit+β2Controlijt+∑year+∑Ind+εijt（4）

RI/DIijt=β0+β1DIGIit+β2CSRijt+β3Controlijt+∑year+∑Ind+εijt（5）

其中，中介變量有2個：一是“內部控制”（IC），采用迪博數據庫的“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來衡量，其分值范圍為0~1000，為便于分析對其進行除以100處理，其值越大表明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越高。二是“社會責任”（CSR），采用和訊網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數”來衡量，該指數能夠較好地反映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并被國內眾多學者認可和使用（王站杰 等，2019）[42]，其值越大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和水平越高。

2.樣本選擇及數據處理

本文以2011—2020年度滬深A股的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刪除金融和公共事業類上市公司、ST和*ST上市公司以及財務數據嚴重缺失和異常的上市公司，同時，對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雙側1%的縮尾處理以消除極端值的影響，最終得到1 822家上市公司的18 220個“企業—年份”觀測值。其中，企業的專利數據來源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財務數據來源于萬德（Wind）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城市數字經濟的指標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并對企業與其所在城市進行匹配，進而構建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與企業雙元創新的面板數據。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中可以發現：樣本企業之間的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水平均存在明顯差異，樣本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不平衡，樣本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以及社會責任履行水平同樣是差異明顯；此外，樣本企業在樣本期間的開發式創新總體上多于探索式創新。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 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1.基準模型回歸及穩健性檢驗結果

對各變量的相關性檢驗結果顯示，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基本小于0.5；進一步的VIF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的VIF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3，表明本文的實證模型中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回歸分析。Hausman檢驗的P值小于0.01，拒絕原假設，因而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估計?；鶞誓Ｐ停?）的回歸結果見表2，“地區數字經濟”對“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企業的雙元創新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假說H1得到驗證。

表2 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為保障分析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以下穩健性檢驗：一是采用工具變量法解決內生性問題。借鑒柏培文等（2021）的方法[43]，基于地理位置構建“地區數字經濟”的工具變量。首先，根據交通運輸部發布的《全國沿海港口布局規劃》，利用谷歌地圖的經緯度度量各樣本城市到沿海港口的距離。一般來講，到沿海港口的距離越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同時，考慮到本文的基礎樣本是隨時間變動的動態面板數據，而樣本城市到沿海港口的距離是不隨時間變化的，為使工具變量滿足時間的動態性，進一步引入隨時間變化的“固定電話每萬人用戶數”變量，進而采用樣本城市“到沿海港口距離的自然對數”與其當年“固定電話每萬人用戶數”的交互項作為工具變量，該變量滿足嚴外生與強相關的條件。表3為工具變量法（2SLS）的回歸結果，Anderson Canon LM統計量的P值均為0.000，表明工具變量有效。二是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處理。借鑒唐松等（2020）的做法[44]，采用“地區數字經濟”的滯后一期項重新進行模型回歸，估計結果見表4的Panel A。三是改變回歸模型。由于企業的專利數據為正，并具有零值堆積和正值連續分布的混合性特征，參考李春濤等（2020）的做法[45]，采用Tobit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見表4的Panel B。四是控制高階聯合固定效應?？刂茣r間和行業的雙向固定效應是一種常規做法，但可能較為“柔性”，對內生性控制尚不夠嚴格，因而進一步控制“時間×行業”的高階聯合固定效應，回歸結果見表4的Panel C。上述檢驗中，“地區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表3 工具變量法檢驗結果

注：本表模型均控制了控制變量和固定效應，限于篇幅，控制變量和常數項估計結果略（備索），下表同。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2.異質性分析結果

本文采用分組檢驗法進行異質性分析，分組回歸的結果見表5。具體進行以下3種分組：一是依據樣本企業的產權性質將其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二是按照wind數據庫對企業規模的分類，把樣本企業分為“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兩個子樣本；三是根據企業所在城市的區域將樣本企業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兩個子樣本，其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中西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

比較表5中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可以發現：無論是對“探索式創新”還是“開發式創新”，“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估計系數在“國有企業”子樣本中比“非國有企業”子樣本大，在“大型企業”子樣本中比“中小企業”子樣本大，在“東部地區”子樣本中比“中西部地區”子樣本大，表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國有企業、大型企業、東部地區企業雙元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假說H2得到驗證。

表5 異質性分析結果

3.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分析及穩健性檢驗結果

采用中介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6所示。從內部控制的中介效應來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能顯著提高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而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又對企業雙元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表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路徑來促進企業雙元創新；進一步比較兩種中介效應的大小，內部控制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探索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4.02%）比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開發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為（3.64%）更大。由此，假說H3得到驗證。從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來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能顯著增進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而社會責任的履行又對企業雙元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表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增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路徑來促進企業雙元創新；進一步比較兩種中介效應的大小，社會責任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探索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2.78%）比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開發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為（1.93%）更大。由此，假設H4得到驗證。此外，對比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可以發現內部控制的中介效應大于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即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產生的企業雙元創新促進效應比通過增進社會責任履行產生的企業雙元創新促進效應更大。

為確保中介效應分析結果的可靠性，采用替換解釋變量、刪除特殊樣本和改變檢驗方法等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計算“地區數字經濟”變量，并重新進行實證分析，回歸結果見表7的Panel A。與表6相比，回歸結果沒有顯著變化，內部控制的中介效應為3.54%（探索式創新）、2.74%（開發式創新），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為2.89%（探索式創新）、1.72 %（開發式創新），依然是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探索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更大，且內部控制的中介效應大于社會責任。二是考慮到直轄市具有較大的特殊性，借鑒唐松等（2020）的方法[44]，將四個直轄市的樣本刪除后重新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的Panel B所示，也未發生實質性變化。三是采用Bootstrap自助抽樣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具體而言，對全樣本進行1000次重復隨機抽樣，然后以抽取的1000組樣本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估計值都顯著，無論是直接效應還是間接效應的系數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值，說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的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都顯著存在，前述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得到驗證。

表6 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7 穩健性檢驗：替換解釋變量和刪除特殊樣本

表8 Bootstrap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五、進一步的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

本文所分析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是指企業所在城市的整體情況（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整體的產業數字化及數字產業化程度），其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更多的是從改善企業發展環境的層面發揮作用。然而微觀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企業自身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升級改造的數字化轉型也會驅動企業的雙元創新。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對先進數字技術的利用能夠低風險、低成本、高質量地處理海量數據，提高企業的信息獲取能力和信息流動速率，這為企業獲得更多新的創新資源和充分挖掘資源價值提供了信息支持，也為企業進行有效的雙元創增添了內部的技術和管理支撐。同時，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緩解企業的代理問題和融資約束，并提升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進而賦能企業創新（潘紅波 等，2022）[46]；可以通過提高企業管理效率和內部控制質量、增加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交易成本、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以及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適應能力等路徑促進企業創新（楊潔 等，2022；段華友 等，2022；范紅忠 等，2022；張吉昌 等，2022）[47,48,49,50]?？梢?，數字經可以從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和企業數字化轉型兩個層面促進企業雙元創新，那么，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的過程中會起到怎樣的作用？對此，本文嘗試通過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企業雙元創新”的框架中嵌入微觀層面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因素來進行初步探討。

首先，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會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這不僅是由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與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的底層技術具有高度相似度和同源性，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好的技術條件和發展環境，更在于其他經濟主體的數字化轉型會驅動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宏觀整體水平是微觀個體數字化轉型累積的結果，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各經濟主體的數字化水平也較高，這會使不進行數字化轉型或數字化轉型滯后的企業難以生存和發展，從而倒逼企業積極推進數字化轉型。誠然，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也會推動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但這更多的是企業整體層面發揮的作用，單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受到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比其對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往往更大。同時，如前所述，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又將促進企業的雙元創新，從而形成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雙元創新的傳導機制，即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中具有中介作用。

其次，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還可以強化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的促進效應。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的促進，更多的是為企業創新提供更多的可獲取的創新資源以及更多的發展領域和技術路徑，企業面對這種機遇和紅利能否有效利用以及能夠利用多少還取決于其自身的相應的創新意愿和創新能力。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形成的新的創新資源和創新路徑往往需要通過數字技術和數字化的模式來獲取，因而企業本身的數字化程度是決定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將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轉化為自己的技術進步和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進而最終表現為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的促進作用在數字化轉型程度較高的企業中更大。因此，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中還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即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轉型會使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其雙元創新的促進效應增強。

本文采用吳非等（2021）的方法計算得到反映樣本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51]，進而以“企業數字化轉型”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回歸結果顯示（見表9）：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顯著推動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同時數字化轉型顯著促進了企業雙元創新，表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來促進企業雙元創新。此外，還可以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比對開放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因而與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一樣，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探索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更大。進一步借鑒吳非等（2021）的研究思路[51]，根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中位數將樣本企業劃分為“數字化轉型程度高”和“數字化轉型程度低”兩個子樣本進行分組調節效應檢驗，估計結果顯示（見表10）：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加快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且對數字化轉型程度高和數字化轉型程度低的企業都具有顯著的雙元創新促進效應，但從兩個子樣本的比較來看，在“數字化轉型程度高”子樣本中“地區數字經濟”對“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估計系數更大（t值也更大），表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數字化轉型程度較高的企業具有較大的雙元創新促進效應。由上述結果可知，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夠顯著促進企業雙元創新，而且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中發揮著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調節作用。因此，加快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在數字經濟時代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路徑。

表9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10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六、結論與啟示

中國經濟發展正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如何推動企業實現創新驅動和創新引領成為必須直面并有效解決的問題。相比開發式創新，探索式創新更有利于企業的競爭力提升和長遠發展，在探索式創新相對不足的現實背景下，必須更大程度地更有效地促進企業的探索式創新。方興未艾的數字經濟為企業創新提供了新的機遇和路徑，要更好地發揮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雙元創新的促進作用，需要正確認識其中的影響機制和路徑。本文基于企業雙元創新的視角，以2011—2020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驗證了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改善企業內外部關系對企業雙元創新的雙軌促進作用，并進一步探究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中發揮的特殊重要作用，分析結果表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企業雙元創新，其中存在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改善企業內部關系和通過增進社會責任履行改善企業外部關系來促進企業雙元創新的雙軌路徑，且在促進探索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比在促進開發式創新中的中介效應更大；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夠顯著促進企業雙元創新，而且對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雙元創新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調節作用；此外，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國有企業、大型企業、中西部地區企業的雙元創新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啟示：第一，各地政府應大力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有效促進企業雙元創新。要集中力量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支持與資金投入，加快數字中國建設，有效促進地區數字經濟繁榮發展。尤其要加大對數字經濟發展滯后地區的支持力度，縮小數字鴻溝，以數字經濟的均衡發展推動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第二，企業應加快數字化轉型，提高內部控制質量，并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進而增進創新行為并提升創新質量。數字化轉型、內部控制改善、社會責任承擔均有利于企業雙元創新的增加，且對探索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因此，企業不僅要緊跟數字化轉型的時代步伐，還需不斷改善內外部關系，以增強獲取和利用新資源以及整合提升和挖掘拓展現有資源價值的能力，進而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創新促進效應，并不斷強化探索式創新。第三，完善和優化經濟調控機制，提高數字經濟積極效應的廣泛性，使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更多地惠及非國有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目前，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非國有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創新促進作用相對較小，其中固然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視數字經濟可能存在的缺陷或短板，需要采取積極措施拓展和提升數字經濟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從而使各種類型的經濟主體都能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充分把握機遇和分享紅利。

本文基于雙元創新的視角探討了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企業創新的雙軌路徑以及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還存在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間，比如：數字經濟影響企業雙元創新存在多種傳導機制，除了本文從內外部關系改善維度提出的雙軌促進機制外，還有其他的機制和路徑值得探究；本文僅以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其他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的驗證，此外在異質性分析方面也可進一步細化和豐富；本文嘗試將地區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和企業層面的數字化轉型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數字經濟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但僅就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影響企業雙元創新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初步探討，在未來的研究中還應通過方法創新和視角拓展對不同層面數字經濟之間的關系及其共同作用進行深入分析。

致謝

感謝匿名審稿人以及編輯的寶貴建議和評論，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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