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計資本輸入視角下小農經濟脆弱性肇因反思

摘    要：從生計資本輸入這一動態視角出發，對當前小農經濟脆弱性肇因進行了反思。肇因最核心的特征在于生計資本輸入過程中的結構性失衡，包括懸浮型輸入、偏離型輸入和置換型輸入等三類。形成結構性失衡的根源是輸入模式與資本類型相互作用下的互斥效應，呈現為目標管理責任制下的重“硬”輕“軟”、“壓力型+錦標賽”體制下的重“快”輕“慢”以及運動式治理機制下的重“短”輕“長”等三個方面。最后，基于對核心特征和內在根源的分析，指出“外源性精英+內生性精英+農業合作組織+小農”的制度化鄉村振興路徑。

關鍵詞:小農經濟脆弱性;生計資本;資本輸入;脫貧富民;

Reflection on Causes of Vulnerability of Small-scale Farmer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put

YU Hu ZHANG Danting

School of Man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School of Law,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Abstract：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pu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uses of vulnerability of small-scale farmer economy in China. The core feature of this phenomenon lies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process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put, which includes three types such as suspension capital input, deviation capital input and substitution capital input. The root of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s the mutual exclusion effect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input mode and capital typ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emphasizing “hard” over “soft” under the target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emphasizing “fast” over “slow” under the “pressure+tournament” system and emphasizing “short” over “long” under the campaign-styled governance mechanism.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causes, it presents a path with the mode of “exogenous elite + endogenous elite +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 poor farmer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vulnerability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livelihood capital; capital input; reliving poverty and getting enrichment;

中國脫貧攻堅戰已經取得了全面勝利，意味著絕對貧困在中國實現了歷史性終結。此舉不僅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也提振了國際社會的減貧信心，促進了世界減貧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成績固然值得肯定，但成績背后隱藏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正如有學者指出，精準扶貧的推動和落實過程主要依靠集中動員的治理模式，這種模式帶有一定的權宜性和臨時性[1],在這一機制下實現的脫貧富民實質上主要是依靠政府財政補貼或外來財物援助的脫貧[2]。因此，“脫”的主要是“絕對貧困”的“貧”,同時“脫”的手段具有短期性、物資性等“輸血”特征，意味著一部分小農背后潛藏著一種相對大的返貧風險。脫貧存在返貧的風險、脫貧的不完全性、脫貧不等于小富的穩定性等現實標志著在鄉村振興中存在著小農經濟脆弱性這一問題。

一、文獻回溯

自精準脫貧戰略實施以來，關于脫貧富民的學術成果如雨后春筍一般在學術界生發，眾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領域出發各抒己見、激烈討論。俯以觀之，研究思路可以概而分為兩個角度：宏觀的制度視角和微觀的能力視角。

宏觀的制度視角認為，精準脫貧過程中存在一種“數字式脫貧”現象，或“福利供給偏差”現象，即地方政府在“壓力型體制”和“自保式邏輯”的綜合作用下集中供給特惠型物質福利，而特惠型精神福利、普惠型物質和精神福利的供給被忽略了[3]。例如：從政策供給的視角來看，李德寬等認為，脫貧富民政策僅停留在解決貧困風險的層面，政策聚焦于生存而忽略了發展，小農一旦進入脫貧行列，將面臨著產業發展風險、就業風險等“后脫貧風險”[4]。從政策執行的角度切入，袁明寶認為，數字化、文本化脫貧富民主要是由于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懸浮狀態，包括駐村幫扶制度的形式化和村級組織的科層化雙重面向[5];梁晨的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在利用產業發展完成脫貧富民任務的過程中并沒有集中力量提升小農的能力，而是利用鄉村精英發展產業并“扛著”貧困戶邁過貧困線[6]。還有學者從脫貧富民運作機制的角度進行分析。例如，王剛等建構了地方貧困治理中的“脫貧錦標賽”模型，發現在這一模型中存在著地方政府為了追逐稀缺性政治資源而不斷在脫貧指標中“自我加碼”的運作機制，正是這一機制導致脫貧富民指標的數字化傾向，并衍生出“識別不精準”“退出不精準”的問題[7]。

微觀的能力視角認為，脫貧富民過程存在過于注重物質輸入的問題，以“收入脫貧”掩蓋了“能力脫貧”[8],小農應對困境的能力沒有提升，一旦脫離幫扶，生計則難以為繼[9]。喻嘉等從資本視角切入，指出資本匱乏是小農曾經致貧的關鍵因素，資本嵌入與內生是扶貧的有效路徑[10],而在小農的人力資本提升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僅注重基礎設施建設等“物化”的資本輸入，忽略了小農“造血能力”的人力資本輸入。黃江泉指出，治貧思路存在原子化幫扶的傾向，忽略了小農的社會性存在本質，沒有顧及到小農的社會資本發展效應，從而導致小農陷入“脫貧—關系型貧困—返貧”的惡性循環[11]。部分學者還從“資本轉換”[12]的視角解讀了小農的經濟困境，指出正是缺乏資本轉換的能力，有可能導致從生存型脫貧進入一種“貨幣缺乏性貧困”[13]或“轉型性貧困”[14]。

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出發闡釋了脫貧富民過程中出現的困境，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本文將要闡述的“小農經濟脆弱性”,只是這些相關研究存在著視角單薄和系統性欠佳的缺陷，未能觸及脫貧富民困境形成的中樞性根源。(1)存在視角單薄這一缺陷。宏觀的結構性視角和微觀的個體行動視角分別以制度(以及政策)和能力(以及資本)為切入點，指出政府脫貧富民制度中存在“數字化”“福利供給偏差”“文本化”“懸浮化”等傾向，或者個體因能力欠缺、資本匱乏、貨幣缺乏、文化貧困等原因存在著脫貧富民的不可持續性，但這兩個視角各自孤立，互不融通，固步于各自的領域中自說自話。小農經濟脆弱性是一種政府和小農相互作用形成的社會現象，而“社會現象既含有外在的社會結構的屬性，也賦有行動主體的主觀心智的印痕”[15]。因此，對這一現象的分析應當將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相結合。(2)視角單薄這一缺陷又繼而引發了系統性欠佳。系統性欠佳是指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之間相捍格，從而使研究結論略顯片面。這些研究將“脫貧富民”化約為一種靜態的研究對象，采取靜態研究思路，而“脫貧富民”在本質上是一種體現在“人”的層面上的動態社會現象，“脫貧富民”行動也相應是一種回應式的、跟進式的制度行動，用靜態的方式研究動態的過程必定陷入系統性欠佳的窠臼。

基于對以往研究不足的分析，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改進：(1)針對視角單薄這一缺陷，將“經濟脆弱性”這一微觀個體研究視角和“脫貧富民”這一宏觀制度研究視角相結合，增進研究視角的飽和度?！敖洕嗳跣浴迸c“脫貧富民”的結合可以被認為是微觀視角和宏觀視角的結合，能夠克服視角單薄的缺陷。(2)克服系統性欠佳這一缺陷，能夠在“經濟脆弱性”的深層定義中找到“解藥”?！敖洕嗳跣浴庇|及了脫貧最中樞性的根源——小農生計資本(或能力)的匱乏，使得“資本輸入”這一帶有過程性和關聯性的研究視角成為克服系統性欠佳的“解藥”。因此，小農經濟脆弱性這一概念意味著脫貧富民制度在運行過程中無法有效關聯小農的生計資本，使脫貧富民呈現為一種從物質層面來看達到了脫貧標準，卻在小農生計層面上難以抵御未來的各種轉型性風險和市場化沖擊，進而導致新的經濟脆弱性現象。

二、生計資本與脫貧富民困境

皮埃爾·布迪厄認為，資本是一種鑲嵌在結構當中的力量，結構中的每一個行動者都憑借擁有資本的類型和數量的不同而在這一空間中處于一定的位置，圍繞著特定的資源而進行互動與博弈[16]。從此觀點出發，可以認為脫貧后的小農經濟脆弱性是因為資本的匱乏而陷入了一種博弈的弱勢地位，這種弱勢地位又進一步削弱了他們對資源的獲取機會，最終在貧困的邊緣徘徊。

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于1990年代正式將布迪厄的資本觀應用于減貧研究，提出了以生計資本為核心的可持續生計理論，在該理論中，生計資本與外在的政策和制度不斷發生著互動，政策和制度構成了生計資本發揮效用的運作環境，生計資本在與環境的互動中影響著小農的生計策略，促成生計結果，生計結果又反過來影響著生計資本與制度的互動方式[17]?；贒FID的可持續生計理論，本文將小農經濟脆弱性定義為以基層政府為執行主體的精準脫貧制度并沒有針對小農的生計問題而實施有效的生計資本輸入，沒有改變生計脆弱性問題，而是僅僅通過物質和貨幣的輸入使其在統計指標上越過了“貧困線”,形成了一種統計意義上的脫貧富民，這種脫貧富民模式在鄉村振興的今天遺存著脆弱性、潛藏著返貧風險。在這一定義中，生計資本和資本輸入是兩個關鍵性的屬概念。

在DFID的可持續生計理論中，生計資本包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五大類，本文在此經典類型劃分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了合并和拆分。(1)在合并式劃分方面，與對五類生計資本的均質化認知不同，筆者認為這五類生計資本在小農生計改善過程中發揮的效用具有異質性。馬克思將資本劃分為了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按照這一劃分，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中的借貸資本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其實扮演著土地、原料、輔助材料、勞動工具等生產資料的客觀角色，它們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僅僅是一種價值轉移而非價值增值，所以這三類資本可以統稱為不變生計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則更符合“可變資本”的屬性，因為社會資本是以信任和認同等感性因素、人力資本是以知識和技能等理性因素內在于勞動者自身的，在生產過程中發揮著主觀角色，能夠創造比自身價值量更多的價值，故可以將這兩類資本統稱為可變生計資本。(2)在拆分式劃分方面，筆者將以往學者統稱的金融資本拆分為貨幣資本和借貸資本。因為貨幣資本和借貸資本對于小農來說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借貸資本僅僅是生產資料的一種貨幣形態，這種資本是在生產之前發揮作用，而在對脫貧富民的考量中，此類資本并不作為測量對象。貨幣資本對于現代生活境遇下的小農來說則有著超越其他各類生計資本的意義，“農民家庭的一切行為都圍繞著貨幣展開，生產要考慮最大化的獲取貨幣，生活要考慮最大化的節約貨幣，‘貨幣倫理’是其基本的行為準則”[18]。因此，貨幣資本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變量進行考察。從而小農生計資本是指以勞動生產實踐為載體并以生計結構優化和生計層次提升為核心追求的一類資本綜合體，包括不變生計資本、可變生計資本和貨幣資本三大類。其中，不變生計資本包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借貸資本，可變生計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貨幣資本是指小農擁有絕對支配權的、以貨幣形式呈現的、能夠作為脫貧統計指標的一種流動性資本。

如果將小農經濟脆弱性認定為一種資本匱乏狀態，那么資本輸入必然成為脫貧制度的核心抓手?；趯ι嬞Y本的分析，資本輸入則是指脫貧富民體系中的一線行動者(包括基層政府、村委干部、駐村干部等)在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強大壓力下圍繞著三類資本展開的具體幫扶行動。從應然的角度來看，資本輸入應當呈現出一種有效性狀態，即實現資本增值的狀態。這種有效性實現的核心條件是勞動力的激活。因此，有效資本輸入是幫扶行動者以可變生計資本輸入為核心并輔之以不變生計資本輸入，從而使小農能夠在兩類生計資本的綜合作用下通過自身的勞動來實現生計資本向貨幣資本的轉化，并且在轉化中實現生計結構的優化和生計層次的提升，最終在生計資本、貨幣資本和生計方式的良性循環中實現脫貧的可持續性和小富的穩定性。

然而，在以往脫貧富民實踐中存在著資本輸入的結構性失衡，呈現為三種輸入類型，即懸浮型輸入、偏離型輸入和置換型輸入。懸浮型輸入是指針對可變生計資本的輸入因為一種形式化的輸入方式導致輸入的可變資本懸浮于小農的生計過程中，無法轉化為生產能力；偏離型輸入是指本應用于提升小農可變生計資本的資源被運用于不變生計資本的輸入之中，從而偏離了精準脫貧制度“造血式”扶貧的設計初衷；置換型輸入是指最初的行動目標應當是向小農輸入可變生計資本從而提升他們的勞動能力，作為脫貧核心考核指標的貨幣資本本應是小農運用兩種生計資本在各種生產實踐中追求的目標，而在脫貧富民行動中，地方政府與幫扶者直接作用于貨幣資本輸入從而置換了自身最初的行動目標并使小農的生產目標變得“虛無化”。由于資本輸入的結構性失衡以及所引發的三類資本輸入的失效或有效性不足，預示著脆弱性脫貧必然出現。

三、小農經濟脆弱性的肇因審視

生計資本輸入是一個動態的行動過程，這一過程包括三個要素：輸入者、接收者和輸入的資本類型。從輸入者方面來看，脫貧富民行動是國家應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而自主發起的，因此國家是最主要的輸入者；接收者是小農；輸入的資本類型包括可變生計資本、不變生計資本和貨幣型生計資本。小農經濟脆弱性是資本輸入這條行動線的結果，呈現為小農的勞動力和收入結構失衡，這一結果的兩個影響因子是輸入者的行動模式和輸入的資本類型。脫貧富民的行動模式深深地嵌含在國家體制之中，因此，要考察脫貧后小農經濟脆弱性的根源，就必須考察國家的行政體制和機制。從政府作為輸入主體的角度來看，這三類生計資本可以統稱為“公共品”,因而進一步劃分為以可變生計資本為主的公共服務，以及以不變生計資本和貨幣型生計資本為主的公共資源。以資本輸入失效為內涵的小農經濟脆弱性正是在政府輸入模式和輸入資本類型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

(一)目標管理責任制下的重“硬”輕“軟”

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中國政權的實踐方式已經由總體性支配邁向技術化治理，技術化治理最重要的一種制度形式則是目標管理責任制。所謂目標管理責任制，就是將上級黨政部門所確定的行政總目標進行逐級分解和細化，形成一套指標體系，以此作為地方各級政府“管理”的依據，并以書面形式的“責任書/狀”在相鄰上下級部門之間進行層次簽訂。該制度最核心的要素是指標體系，行政目標層層落地的過程是目標指標化的過程，上級對下級的考評和獎懲也是以指標的完成情況為依據的。

對于政府部門來說，指標可以分為兩種類型：量化指標(或稱硬指標)和非量化指標(軟指標)。硬指標是指那些能夠用數字加以明確規定的或者能夠對任務完成情況給予清晰評估的指標；軟指標是指那些無法用數據給予清晰規定的或者難以量化和評估任務完成情況的指標。由于硬指標具有清晰化和簡潔性的特點，在執行過程中更容易引起政府人員的關注，形成“選擇性關注”傾向[19]。這兩類指標的異質性導致了對執行機構意義的殊異，硬指標基本上被視為“剛性任務”,軟指標則被視為“彈性任務”。剛性任務在整個目標管理責任書中占主導地位，不僅數量多，而且位置靠前，權重較大；彈性任務在責任書中比重較小，位置靠后，權重較少。由于政府的注意力和資源是有限的，針對不同的任務類型，往往會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對于剛性任務一般會花較大的精力和資源去完成，而對于彈性任務一般只有在時間和精力充沛的情況下才會去做。從資本類型來看，以可變生計資本為主的公共服務屬于非量化指標，其供給的任務類型是“彈性任務”,而以不變生計資本和貨幣型生計資本為主的公共資源屬于量化指標，其供給的任務類型是“剛性任務”?；谶@一角度，政府在對不同任務類型的執行方式中，顯然會將公共資源供給放在首位，對公共服務的供給則作為一種邊緣化的行為取向。正是這樣一種選擇性的資本供給方式導致了生計資本的供給失衡。

(二)“壓力型+錦標賽”體制下的重“快”輕“慢”

中國行政體制是“上下同構、左右對齊”的結構，結構中的“上下”關系提供了觀測行政目標觸底和行政事務落地的縱向維度，而“左右”關系則提供了觀測的橫向維度。從縱向維度來看，政府各個層級之間呈現為一種“壓力型”體制，在這一體制中，地方政府的運行過程是對來自于上級的行政壓力進行分解和應對的過程。如果說目標管理責任制強調的是以指標體系為勾連的行政目標的分解和落實的管理過程，那么壓力型體制則更加強調行政目標在落實過程中給下級政府留存的自由裁量空間和討價還價余地，以及受制于這種“空間”和“余地”的責任負擔和心理壓力。壓力型體制最核心的運行機制是“政治化機制，即上級政府為了完成某些目標和任務，會將其上升為一種“政治目標”或“政治任務”,要求下級政府盡全力完成并給予相應的強激勵和強懲罰。壓力型體制中的“壓力”正是來自于這一政治化機制，因為一旦一項行政任務被上升為政治任務，則意味著下級政府基本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和討價還價的余地，任務的完成情況不僅彰顯著下級政府的治理能力，更昭示著他們的政治忠誠度和政治正確性。同時，內含于政治化機制中的強激勵和強懲罰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著“壓力”的擴散維度和強度。強激勵是指該項任務必須由各個部門的行政首長(俗稱“一把手”)親自管理和參與，并給予巨量的資源傾斜，此項任務一旦順利完成，則給予重大的政治和經濟獎勵。強懲罰主要是指“一票否決”制，在每年的年終考核和各項評估中，此項任務一旦沒有達到上級的要求，不僅此項任務不得分，該單位在其他方面的所有成績被全部否認，甚至記零分，并取消該部門當年甚至今后幾年內參與各類先進稱號和評獎的資格，部門主要責任人的獎懲和升遷也會受到重大影響?！皬娂睢獜姂土P”的治理情境又催生出了“左右”關系中的“錦標賽”體制[20]。在這一體制中，同一層級的不同政府部門將圍繞上級規定的政治目標和任務展開一場激烈的競賽，這些部門就像是一個個運動員，“跑在前面的運動員不但會享受到更多的政策傾斜，同時其領導人會由此得到政治榮譽和晉升，與此同時，落后的運動員會受到批評、警告、處分，甚至斷送政治前途”[21]。錦標賽體制中最核心的影響因子是各部門在“比賽”中的相對位次，而不是絕對成績最終決定他們的勝負。因此，在“比賽”中，各個“運動員”不但要在任務的完成質量上達到標準，更要在任務的完成速度上拔得頭籌。

綜合來看，政府縱向關系之中內生的“壓力型”體制給基層政府執行脫貧富民任務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時橫向關系之中內生的“錦標賽”體制又促使各個地區的政府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脫貧富民競爭，從而給基層政府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在縱向的政治壓力和橫向的競爭壓力的綜合作用之下，基層政府在任務的執行中更加傾向于能夠快速完成的手段和措施。在此類治理情境中，公共資源供給必定要勝于公共服務供給。因為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輸入的對象是小農，而小農的技能、觀念、能力和認知的提升必須經過長期的培育和教化。并且對于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本來就非常匱乏的小農來說，要實現兩種資本的有效輸入并內化于身，更加需要幫扶干部的精細化栽培和跟進式管理。然而，即便幫扶干部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小農能力的提升程度仍是一個不可量化的主觀指標，這種長期性和主觀化導致地方政府的努力不能在“壓力型+錦標賽”體制中呈現出可視化的脫貧富民成效，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在“強激勵—強懲罰”的治理情境中成為邊緣化的資本輸入手段。

(三)運動式治理機制下的重“短”輕“長”

當國家各級部門和政府為了完成特別重大且艱難的政治、經濟或其他任務時，常常會突破常規科層組織的限制，發展出一種“國家運動”[22]。國家運動一般具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非制度化，即為了完成某一特定任務而不惜突破、叫停甚至整治既有的常規制度安排；二是非?；?，即行動目標、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等都是圍繞著特定任務而臨時設定并隨時調整的，缺乏穩定性；三是非專業化，即國家運動常常是不尊重專業和技術的，甚至是“以打破專業為榮”的。精準扶貧是一種“特定任務”,其瞄準單元的精準性、資源供給的綜合性以及脫貧富民過程的艱巨性都是激發運動式治理機制生成的重要原因。

運動式治理這一機制往往表現出對短期目標的高度有效性，而在長期目標的實現上存在著一定的治理缺陷和限度[23]。從輸入的資本類型來看，駐村機制的設計初衷是通過建構農村、小農的社會網絡而打通資源和信息流通的渠道，其輸入的資本類型是社會資本。然而，社會資本是一種潛藏在社會網絡中的隱性資源[24],這種隱性資源的顯性化需要的是“強關系網絡”,網絡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緊密且具有較強情感因素[25],強關系網絡的建構則是以長期的、共情的、制度化的互動過程為載體，在脫貧富民行動中則由于運動式治理機制的短期性、策略性和應急性等特性而無法滿足社會資本建構的基本條件，導致社會資本這類公共服務的無效輸入。

四、結論與建議

從生計資本輸入這一動態性視角出發，審視了脫貧富民實踐過程中存在的小農經濟脆弱性現象，認為這一現象最核心的本質在于生計資本輸入的結構性失衡。目前，中國已經進入鄉村振興新時代，保障每一小農完全擺脫返貧的夢魘、實現小富的穩定性是這一階段的核心工作，工作重心的轉移牽引著工作機制的變革，在這種變革中務必要糾正生計資本輸入中的結構性失衡，著力于以可變生計資本輸入為手段的生產能力提升。為此，在鄉村振興時代，要使小農的富裕實現持續性，政府應當以農業產業化為行動取向、以農民合作社為實踐載體、以公共服務為核心抓手，構筑“外源型精英+內生型精英+農業合作社+小農”綜合性制度化鄉村振興模式。這一模式包括如下關鍵點：

第一，始終抓住產業發展這條主線，以農業產業發展帶動小農勞動能力提升。在開發產業的過程中不能急功近利、浮躁冒進、不顧地方實際盲目上項目，必須摒心靜氣、扎根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深入探索，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有序推進”的思路，打造“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的產業格局。同時，注意對小農的“傳幫帶”,加大精細化、跟進式的技術培訓，以此實現“產中干”“產中學”的嵌入式技能提升。

第二，小農要想真正地融入現代市場經濟，必須走組織化的道路，農民合作社是重要的實踐載體。合作社不但能夠將分散的小農聚合起來，抵御市場風險，增強談判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形成“強關系網絡”,從而激發隱藏在網絡中的信息資源的傳播，實現社會資本的有效輸入。

第三，地方政府必須形成以小農生計能力發展為中心的理念，國家資源要向農村的教育、醫療、培訓等公共服務方面傾斜，在考核方式上要提升“軟指標”的權重。同時，大力吸引農業精英入村，推進鄉村結構化轉型，從而真正克服小農面臨的脆弱性問題。

第四，在前三個條件不斷完善的基礎上，努力走“外源性精英+內生性精英+農業合作社+小農”的制度化產業發展道路。在這一產業發展道路中，外源性人才主要負責引進鄉村外部的創新性生產要素以及實現鄉村產品的加工運營、品牌塑造、市場開拓等市場化運作；內源性人才主要負責本地農業資源稟賦的挖掘、村內小農的生產動員、勞動能力提升、生產技術內化、銷售信息傳遞等內源性生計資本激活；農業合作組織主要負責承接政府用于鄉村振興的各類資源、保障小農的生產和分配權利、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等公共性生產事宜；小農主要負責吸收和內化技術要素和生產信息，成為優質的勞動力。通過多元主體的合意協作能夠形成一種網絡互動關系，既能實現人力資本的有效提升，也能激發社會資本的乘數效應，最終在一種動態平衡的過程中進入小農生計資本持續性的鄉村振興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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